每经记者周程程每经编辑陈旭
药品价格一直是群众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降价保质保供”措施，力图让患者用得上好药，同时减轻患者看病负担。
近一段时期，上海、北京、天津、沈阳等地陆续发布了带量采购细则，相关政策的加速推进落地，也让市场对未来实现更大范围以量换价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需要注意的是，带量采购等政策对降药价究竟有怎样的成效，能否解决我国一些药品价格虚高的问题，如何让人民群众更快用上更多新药好药，又该如何在降药价和鼓励企业创新之间取得平衡，这些问题都还值得探讨。
带着上述问题，《每日经济新闻(博客,微博)》（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了吉林大学教授、同写意新药英才俱乐部理事长朱迅。
带量采购促进医药产业集聚
NBD：您认为造成一些药品价格虚高的原因是什么？
朱迅：我国以前出现的用药贵现象，并不是创新药贵，而是过期原研药和仿制药贵。
造成药价虚高的原因很复杂，除了此前药品实行强制定价以外，还有中间流通环节的层层加价，以及过去对医院、医生的补偿机制不合理从而滋生回扣等行为，共同推高了药品价格。
聚焦在药品本身来看，可以把药品分为三个层面来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仿制药、辅助用药和一些中药，存在价格虚高的情况。以美国为例，专利到期后，原研氯吡格雷（波立维）从70亿美元的销售规模降到100万美元只用了2年时间。当然，仿制药的日子也不好过，2017年美国氯吡格雷原研药+仿制药的总销售额也只有1.3亿美元。但在中国，氯吡格雷是2017年最大的品种之一，销售规模达110亿元，其中波立维占了58%的市场份额。
此外，目前很多辅助用药和一些中药，很多没有国际定价经验可遵循，或者在临床上存在滥用，占了大量的医保费用。
第二个层面则是快速跟进世界上最新的、且有临床依据证明是有效的好药，即Fast-Follow-On，这种药品目前国内价格普遍低于海外。所以，这一部分药品价格不能简单归于药价贵类别，因为一个创新药的产生也要投入很多钱，如果一味把价格降到很低，就会降低企业研发创新药的积极性。
第三个层面是未满足临床需求，且目前市场上还没有的创新药。这类药品的诞生能够改变目前存在的某些领域无药可治的局面，所以就不能简单把眼光聚焦在药价层面。
所以，对于我国的药品价格，不能笼统地用一句“药价贵”来概括，药价贵的形成原因重点应看第一个层面，即国内药品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仿制药以及辅助用药等。关于辅助用药，实际上很多都是生化制剂，在国外生化制剂的范围实际已经不断缩窄，很多药品都已被淘汰，但中国辅助用药比例还是很大。
降低药价要依靠“组合拳”
NBD：近年来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取消药品加成、两票制、进口抗癌药零关税、17种抗癌药谈判纳入医保、带量采购等，您如何看待政策从不同领域推动药价下降的作用？
朱迅：围绕降药价方面，近些年出台的政策非常多，真正行之有效的就是近2~3年来推出的一系列“组合拳”。
比如对于仿制药层面，“4+7”带量采购政策对后续药品市场影响范围最大。通过带量采购，首先是把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和原研药放在同一水平进行竞争，这也能够改变过去原研药在我国市场上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促进仿制药回归到合理价格。
未来带量采购的进一步推进，会囊括越来越多的品种，一方面会使得我国医药工业聚集起来，集约化生产下的议价能力也会对原料药成本有反向的制衡，同时大量中间费用被压缩，既能促进药价降低，同时也能让药企获得一定利润，届时我国仿制药将回归到国际市场仿制药的发展规律。
抗癌药零关税政策，一定程度上对进口药降价起到作用，又采取了国家谈判的机制，对促进肿瘤药快速进入国内且大幅降价有重要作用。不过，目前全球新药、好药进入中国市场的种类还是偏少，从肿瘤药物领域扩张到其他药物领域，还需要国家后续采取更多措施。
抗肿瘤药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考虑到医保基金的可承受能力，该类药品全都纳入医保也是不太现实的。所以需要将低效的仿制药和辅助用药从医保中剔除，很大程度上能够节省医保费用，在腾出空间的同时，有利于将全球最新、最好的药补充进去，从而实现既没有大幅增加医保支出，也确保在一些疾病领域民众也能和世界同步消费最新最好的药品。
可赋予省级医保更多灵活性
NBD：您提到要促进我国民众也能和世界同步消费最新、最好的药，请问目前情况如何，又该如何推进？
朱迅：任何一个商品，都有消费、制造、创造的过程，药品也不例外。目前中国在很多商品门类上都可以和国际同步消费，有一些商品已经可以同步制造，甚至有一些已经实现同步创造。但是，药品领域还未实现与国际同步消费。
全球销售排名前100名药品和中国销售排名前100名药品相重叠的品种很少，特别是一些最新、最好的药方面，我国还没有和国际实现同步消费。另外，即便是仿制药也未实现和国际同步，这是因为我国还有大量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而一些品牌仿制药价格又偏高。
想要中国能与世界同步消费新药、好药，需要政府继续大力推动。包括近年来推动的医改、提高新药审批速度、抗癌药国家谈判、及时把救命药纳入医保外，还要解决后续药占比、医生处方权限制、医保报销额度等。
一般的商品主要有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药品还多了提供者――医院，处方者――医生，支付者――医保，所以一定要通过政府后续强力、系统的组合拳来加以推动。
NBD：在您看来，创新药价格应考虑哪些因素？实现降药价和鼓励企业创新之间有无平衡点？
朱迅：企业研发出创新药，前期已经有大量的投入，所以也要有足够的回报，肯定不能像仿制药那样降得越低越好。
创新药定价上应该有综合的考量，包括前期投入各类成本，需要有足够的利益来投入后续研发，从而继续推动创新，满足更多临床需求。
世界上排名前20名左右的药企，基本都是做品牌药的，也基本会拿出销售额的15%~20%作后续研发。也就是说，一旦新上市一个品牌药，且在专利期内，必定是高利润。但也应注意高利润是在专利期内，专利过后药价将出现断崖式下跌。
在我国，对于一些价格较高的创新药，也需要政府制定相应政策，例如有条件的纳入医保报销，或者列入大病保险中。此外，结合中国各地疾病发生状况存在差异等情况，也应赋予省级层面地方医保足够的灵活性，实现因地制宜调整地方医保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