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报记者姚波
公众普遍对金融高管薪资的大幅增长不满，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奖励正受到密切关注。这给资产管理公司带来了压力，它们必须在在激励顶级员工和缓解民众不满之间取得平衡。
降薪是主旋律
近24名欧美资产管理公司的年度报告和监管申报文件显示，美国和欧洲基金公司的8名首席执行官和10名首席执行官在2018年减薪，主要原因是管理成本上升和不利的市场走势，影响了资产管理公司的利润。
从美国来看，降薪非常普遍。总部位于纽约的交易所交易基金公司智慧树(WisdomTree)首席执行官乔纳森・斯坦伯格的总薪酬下降35.5%，至略低于200万美元。自2016年初以来，智慧树的股价已下跌57%，而斯坦伯格的薪酬在过去两年里下跌了64%。其他薪酬下降的美国首席执行官包括富兰克林邓普顿的格雷格・约翰逊、景顺的马蒂・弗拉纳根等。
也有公司逆势加薪，如伊顿万斯(EatonVance)首席执行官托马斯・福斯特(603806)的薪资涨幅为17%，至1240万美元，为美国所有CEO中增幅最高。伊顿万斯报告称，截至2018年10月31日的财年，公司吸引了173亿美元的新增业务，这是该公司连续第23年吸引到正向资金流入。
在欧洲，CEO薪酬的削减更为普遍。安石集团的马克・库姆斯的薪酬缩水2/3，而在伦敦上市的对冲基金管理公司曼氏集团的埃利斯的薪酬缩水逾一半。业内人士表示，基金公司CEO薪酬与金融市场表现密切相关，而金融市场在2018年表现相当糟糕，基金公司的产出指标如人均收入也有所下降，这也增加了CEO薪酬的下行压力。
最赚钱CEO小幅降薪
仍为同行2倍以上
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Fink)去年也位于薪酬减低名单，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的信息披露，2018年，芬克以2650万美元的薪酬荣登共同基金行业榜首，较上一年的2770万美元下降4.3%，当年，这位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掌门人的薪酬仍是其他共同基金公司掌门人的两倍以上。
贝莱德今年4月曾报告称，芬克去年被减薪400万美元，薪资减少14%至2400万美元。这意味着贝莱德宣布的CEO报酬低于来自监管部门的数字。芬克当时表示，他对贝莱德股价的表现“深感失望”。贝莱德股价去年下跌23.5%。不过，这部分薪酬不包括约4660万美元尚未授予的股票奖励。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年度薪酬披露应包括某一年所有现金收益和基于股票的激励支付。股票奖励可能会从授予到兑现股票的这段时间内大幅增值。因此，一些分析师认为，用股票兑现时的现值，而不是授予股票奖励时使用的公允价值估计薪酬会更加合理。按照这一衡量标准，芬克去年的实际薪酬(基本工资、现金奖金和已授予股票)增长62.2%，至5125万美元。
过去10年，根据贝莱德偏爱的薪酬衡量标准，芬克的薪酬约为2.508亿美元。但包括既得股份和期权后，芬克自2009年以来的实际薪酬接近4.11亿美元。这还不包括附加在股票和期权奖励上的股息的价值。
基于业绩的可变薪酬构成了每位资产管理公司CEO薪酬的很大一部分。决定CEO薪酬的复杂安排使得薪酬体系十分复杂。衡量所得报酬是否公平的一个简单方法是，以年度收入的比例衡量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按照这一标准衡量，芬克在这一指标上的得分不错，仅为贝莱德收入的0.18%。
对于企业而言，首席执行官薪酬现在甚至变成“声誉问题”，因为巨额奖金很快会引起政界和公众的注意。市场内部人士指出，目前的薪酬体系过于惠及首席执行官、董事会成员以及薪酬顾问，并不利于普通员工和公司股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