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证监会前高级总监浦伟光 郑宇/摄
香港证监会前高级总监 浦伟光
监管的三个重点
我有三个重点先跟大家谈谈，第一个重点就是监管怎么做。
千万不要国外怎么做就马上搬过来，因为内地的市场跟国外是很不一样的：“土壤”不一样，投资者结构也不一样，能做的事情和业务也不一样，能对冲的风险工具也不多，所以，要走自己的路，不要照搬国外的监管条文。
第二点，我用三个英文字母C总结我的看法：
第一个是Consistency，就是一致性。我们看到以前的问题是，同一个业务通过不同机构去做，但监管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而现在的趋势是混业经营，所以，从监管的角度看，不管哪个机构做，如果业务是同一个类型，监管要求应该都是统一的。
第二个是Continuity，是指连续性。业界遵守监管要求的成本是很高的，有些成本也是看不到的，比方说IT系统改、人才培训、持续的监督，等等。所以，我们做监管应当牢牢记住连续性，除非真的出大问题，不要每两、三年就改一下，否则，业界是很难长期遵守的。
第三个是Culture，指企业的文化。我们谈了很多监管的要求，好像从上到下都是外部的要求，但是我们最希望能建立一个企业文化，遵守法规、让公司有效运作的文化。
第三点，这些监管方面的要求不单单来自监管机构，也不单单是一线的机构要负责，还有投资者、其他配套的中介机构，都要一起努力，共同建立一个比较健康的金融市场。我刚才提到“土壤”，把这个“土壤”改好、让新的要求能够落地生根是很重要的。
监管的第一要求就是诚信
很多金融市场里最大的问题就是诚信的问题。如果诚信没有了，整个市场就等于没有了，所以，我们对监管的要求就是诚信。
诚信的要求包括两个重点，一是利益冲突，所有投资都是有利益的，你要分清楚是客户的利益还是你的利益比较大，这是受托义务的重点；二是高管的责任，高管人员要牢记监管合规、风控。
基金公司里怎么监管？我特别想谈一谈风控。我以前在香港做监管的工作，看过很多中介机构在香港的风控制度，也有好的机会跟国外公司的风控比较。曾有中资投行的CEO跟我说，到了欧洲跟欧洲的监管人员谈话，对方第一句话就问：谁是你们的CCO（首席合规官）？”所以，他说：“现在我明白为什么在香港要求这么高。”
关于基金监管的四点思考
第一个是估值的问题。估值问题是很重要的，所以2013年出了一个标准，2015年时也碰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多在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停牌，估值怎么做？你们也许碰到某一些股票停牌的问题，设想一下：如果所有股票都停牌了，估值又该怎么做？不要说没这个可能，当年欧洲发生金融风暴时，希腊的所有股票就停牌了。
另一个估值的问题主要涉及私募基金，私募基金一般投了很多未上市公司，这些未上市公司的估值怎么计算？当然，有人告诉我，有估值公司跟着评。我在香港也看过，特别是很多内地过来的私募基金，但我很难判断那些估值公司给予的估值。从监管方面来看，这些未上市公司估值的问题还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第二个就是资金流动性的问题，特别是公募基金，因为公募基金大多能够马上赎回。很多新兴市场发了很多高息的债券，两年以前高利息的债券是很受欢迎的，卖了很多。当时，每一个地区的监管也发了很多指引，要求做压力测试，也要看看客户赎回的频率，希望能够制订一个方案，流动性风险是要牢牢记住的。
第三是利益冲突的问题。有的公司把最好的项目、最好的收益给他的朋友、给他有关联的人士，我们从监管的角度去盯，就是盯怎么分配。
举个例子，现在国内的钱太多了，肯定要投到国外去，就要聘用国外的基金公司，那怎么监督这些国外的投资公司？
我跟你分享一个我的经验，那是十多年以前，我带着一个小队到英国，挑了几家英国的公司，它们管理香港的钱。它们是在周一开会，开会以后做决定，然后把这些投资标的交给投资经理，让他跟着标准去做，这是普遍的做法。
但我发现，有个公司管理香港钱的投资经理每一次都是晚一天才投，比方说他周一已经决定了要投什么地方，在英国其他投资经理已经动手了，已经买进来、卖出去了，他周二才动。
我们调查了以后发现，这牵涉这个公司内部消息传递的问题，有一些消息早一点传到英国本土的投资经理，但管理海外的包括香港的就晚了一点。后来我们提了一个建议，要求他改善这个消息传递，以便在同一时间去操作。
第四点，用英文来说，就是Tone at the TOP。
我出去跟大行开会，我很看重一个事情：看谁说话。如果是内地来的，不管是投行，还是资管公司，50%以上要主席、CEO说话，其他的像CCO这些很少说话。如果是外国来的，当然还是CEO说得多，但CCO、律师也说很多话。这反映了文化的差异，但我们作为监管的，最希望不完全是你们的主席或CEO垄断整个讨论。如果在外面是这样，我相信在你们的公司里面也是一样的，就是没法让干活的人提意见，所以，我们希望是Tone at the TOP，你们做CEO的要多鼓励做具体项目的人跟你们提意见。
（中国基金报记者 李树超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