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 郑宇/摄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刘世锦
今年是中国经济触底验证期
从需求上来讲，因为过去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靠高投资拉动的，高投资三大需求来源是出口、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目前出口已经触底了，基础设施投资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策变量。房地产2014年已达历史峰顶，投资总量应该是逐步回落，尽管从2016年出现了房地产投资回升，但并没有改变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的态势，未来房地产投资将会回到一种常态。所谓常态，大概是增长2%或3%，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也都是正常的。出口、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三只靴子全落地了，整个经济也就扎扎实实落地了。
从供给侧来讲，三大需求回落后，供给侧也在调整，主要是重化工业在调整，但调整相对较慢，所以，过去两三年中国经济要去产能。现在来看，去产能也有了重大进展，最重要的两个指标是PPI和工业企业利润的变化。PPI在经历54个月负增长后2016年9月份已由负转正，工业企业利润经过一年多负增长也已经由负转正，从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一季度整个工业企业利润表现不错，主要是由于供求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供给侧触底信号已显现，大宗商品包括像煤炭、钢铁和石油价格在这个周期的最低点已经过去，将来还会有波动，因为前段时间涨幅较大。现在大家有疑惑，这些产品价格已经大幅上涨，是不是还要讲去产能。我认为应该更多关注有效产能和市场信号。有效产能不要光看报告上的数字，最重要的是看生产的、能卖出去的、能卖个好价钱的产能数字是多少。
从需求、供给两个角度看，应该说中国经济增长现在已经触底，但这个触底过程不会一帆风顺，2017年将是一个经济触底的验证期，会有一定的波动。触底可能将是大L型加若干个小的W型，不会出现V型或U型反转。
中国经济过去那种所谓高增长不会再回去了，因为中国经济现在的状态是在两个不同平台之间的切换，转向一个中速增长的平台。所谓触底，确切的含义是增长速度稳住了，不再下滑了。也有人对能不能稳住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段时间经济不错，过一段时间还得往下走，但我个人认为基本上稳住了，所谓稳住就是找到了一个经济增长的均衡点，找到以后将有持续增长的能力。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经验来看，在这个均衡点找到后基本能稳的住。
中国经济稳住后的中速增长期，至少可以有十年时间。日本有二十年经济的中速增长，中国转型已转了七年，此前高速增长把一些经济增长潜力透支了，所以，我不敢说再有二十年，但至少十年左右的中速增长的潜力是有的。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要看三种周期的力量，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再加上消费，可被归为终端需求，这是整个经济增长的长周期因素，应该基本上稳下来了。当然，房地产还有一定的变数，但具体影响不会很大。
第二种力量是设备投资带来的中周期变化。设备投资正处在回升期，达到高点后可能有一定幅度回落。过去两年民间投资下降幅度很大，往往被解读为民间投资环境不好，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但民间投资环境并不是变得更差了，实际上更多是周期性问题。接近底部时，预期过度悲观，把投资拉下来了，随着预期调整，最近民间投资有了一个回升的过程。
第三种力量是存货的变动。存货现在正在朝上走，我们预测存货短期内会有高点或现在已到高点，接着会一个回落。今年一季度经济形势不错，是三种周期力量叠加回升的结果。但这个局面今年下半年就会发生改变，应该会有一个回调，会在大L型中出现一些小的W型波动。
总体来讲，2017年的不确定因素仍然不少，比如金融风险、国际环境等方面，尤其需要关注。如果应对较好，应该说中国经济触底，也就是触到所谓中速增长的“底”，大概率是会实现的。
人民币兑换美元比价的问题，要看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美国经济已经处在高点，好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国经济如果能够触底走稳，差也差不到哪里去。进入中速增长平台，市场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的预期将会逐步稳定下来。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将决定金融市场走势。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很大的一个阶段逐步过去了。如果中国经济转型较为顺利，生产率能有提升，人民币汇率在中长期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激发经济新增长的动能
中国经济的中速增长期，在高速增长期结束后与成熟增长期到来之前的区间，对应人均GDP在8000到5万美元之间。中国经济总体上来看，还是一个追赶者的角色，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动能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老经济领域，就是传统经济部门，传统经济部门的效率整体不高，需要提升效率拉动经济增长。第二个方面是对中国来讲是新的，但对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来说是旧的经济，可称其为新“老”经济领域，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第三个方面是通过前沿创新来拓展经济增长的可能性空间。
以上三个经济增长动能中，主要还是广义的老经济，包括传统经济部门和新“老”经济领域。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关键是老经济要加上新体制、新机制、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主要有以下领域。
第一是行政性垄断的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开放、竞争。基础产业领域，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等领域，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垄断。从降成本来讲，除人力成本外，目前中国能源、电信、物流、金融等领域的成本，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不少已经高了，不具有竞争优势。原因就在于这些行业开放度、竞争力不够，进而导致全社会生产运营成本降不下来。这个领域应当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第二是经济转型过程中通过企业分化而出现的优势企业成长。10年、20年以后，你会看到，通过改革，通过市场竞争，中国将会出现一批有长期稳定国际竞争优势的行业和企业。中国不可能在所有行业都领先，但一定要在相当一批行业中具有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
第三是通过对外、对内开放，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中国需要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如研发、金融、物流、信息服务等，其次是社会性服务业，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对外开放仍很重要，通过对外开放带动对内开放。
第四是互联网等新技术带动的实体经济优化配置、效率提升。互联网可以起到提高信息密度、减少信息不对称、大幅度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社会成本的作用。例如，几个月前你可能不会想到北京街头这么多的人会骑着共享单车，但现在已经实现了。
第五是前沿性创新带来的增长潜能。基础研究是中国最大的短板，特别是大学教育和高水平研究，缺少真正自由探索的氛围和文化。中国与国际前沿的差距缩小，少数领域能够并驾齐驱甚至局部领先。中国要通过要素流动形成创新性城市或区域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创造性自由探索研究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都对体制和政策环境提出了更加挑战性的要求。
最后要强调的是，大都市圈将成为下一步经济增长、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的新制高点。近年来，中国城市发展出现分化，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和内地的一些大都市圈正在加快发展，是完全符合规律的，各种资源特别是年轻人都朝大都市圈去，这就带动了对住房的需求。但一线城市房价涨到如此高的程度，更多的是由于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
这里要指出的是高房价对产业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房价高了以后，除了没有买到房的人外，似乎皆大欢喜，特别是有房子的人，睡了一晚上房价又涨了，这是生产性努力吗？房价上涨是一种非生产性的财富分配，拉大了本来已经很大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房价是基础性价格，房价上升，很多商品和服务价格跟着上升，原有的一些产业竞争力会下降，本来可以争取的一些发展空间也被挤压了。现在我们讲降成本，高房价带来的高成本首当其冲。
高房价最后带来的是产业衰落，这个代价一定要研究，要重视。很多人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以为房价搞上去了，就得利了，其实最后一定是要吃大亏的。高房价是对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一个非常大的制约因素。怎么来改变这种局面？房地产领域和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加快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包括城市结构的转变，增加住宅用地占整个建设用地的比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发展长期公共租赁住房，推出房地产税，等等。
改革应该是问题导向、发展导向，如果上面提到的这些改革能有实质性进展，新的增长点能出来，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并持续实现十年的稳定有效率可持续的增长，那么我们设定的发展目标就有了得以实现的基础。
（中国基金报记者 杨磊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