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讯期货消息 喜迎十九大，期现货大咖云集，纵论服务国家战略；欢聚金秋季，国内外巨擘荟萃，畅谈发展期货路径。备受瞩目的2017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于9月7日―9日在郑州郑东新区美盛喜来登酒店举行。和讯期货为您全程直播。
在7日举办的“期货市场国际化发展”论坛上，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就““一带一路”与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发表了主题演讲。
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当下，胡俞越认为“一带一路”战略首先一点就是能够助力我国经济转型。中国经济从2010年后告别了GDP两位数增长的高速发展期，中国经济的拐点出现，进入未来10到20年的次高速增长期。也是在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中国经济的‘青春期’结束了，进入到重在提高质量的‘青壮年期’，而欧美经济已经进入了‘更年期’。”他说。
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中国也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胡俞越表示，随着增速断裂、改革断裂和全球化断裂的出现，我国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环境红利、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均已阶段性见顶，中国经济已经逐步走向“新常态”。
他认为这其中的“新”体现在中国经济全方位的变化：从投资出口来推动经济的高增长，转向主要立足于消费扩张；从主要依靠资源、制造业来推动工业化进程，转向服务业培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实现的高增长，转向靠科技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作为驱动力；从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优势，转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自主创新竞争优势；从经济增长主要依托多种低成本要素组合优势，转向依靠企业或个人创新活力、拓展创新空间的产业转型升级。更重要的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可以掩盖、消化和吸收增长过程中的各种风险。金融资源的重新配置和资产价格的重新评估，使实体经济的风险很可能会演变为金融风险。
在这众多转型的过程中，我国也在从商品输出大国向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并重的大国转型，并已经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胡俞越介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增长迅速，‘一带一路’战略将为我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化解过剩产能，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助力我国经济实现量到质、大到强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战略还助我国突破规则重围，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巩固路权，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实施可以拓展海权。他表示，这进而增强了我国大宗商品贸易的控制力，提升大宗商品定价的话语权。
此外，胡俞越认为，全球化退潮为谋求大宗商品定价权提供良机。全球货物贸易进入深度调整、反全球化的主张和行动愈演愈烈、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这正是我国“走出去”主导区域性贸易规则、建立区域性定价中心的良好时机。另外大宗商品价格低迷，也为中国参与大宗商品定价权提供战略机遇。
所以他表示，争夺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时机已成熟。“大宗商品告别十年黄金时代，国际格局呈现多极化，而我国经济实力稳步提升，外贸力量逐步增强。”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可谓是“一箭三雕”：输出过剩产能、掌控沿线资源、形成中国主导的贸易规则。而这三大目的将从不同路径，全面提升我国大宗商品的定价力和定价权。
从中国的期货市场角度来看，国际化的意义也同样非凡。“期货市场国际化是提升中国金融‘软实力’的重要举措，也是参与全球资源、财富配置的重要途径。”胡俞越说。那么如何借“一带一路”战略的东风推动中国期货市场的国际化，他认为主要有三个路径选择。
首先，推动交易所体制改革，打造国际化综合服务平台。交易所是整个期货市场的核心，是市场创新的最前沿，交易所的体制适时谋变。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来看，可考虑品种审批权由国务院逐步向证监会核准备案过渡；优化交易交割制度，解决近月不活跃；实施改制，实现“管办分离”等。
其次，稳步推进品种国际化，夯实期货市场国际化基础。期货品种的国际化是整个期货市场国际化的核心，目前我国期货品种上市早晚不同、成熟程度迥异。因此国际化品种的选择和国际化的方式应适应期货品种的特性，推动成熟品先走出去，加快国际战略品种落地，推出区域性品种，产品系列化也需提速。
第三，投资者国际化循序渐进，引进来协同走出去。在投资者借力期货公司走出去的同时，重点引进国际机构投资者。
以下内容为文字实录
胡愈越：各位来宾，下午好！
非常高兴再次来到郑州参加第二届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今天下午这个主题是“一带一路”战略与期货市场的国际化发展，郑州也是新中国期货市场的发源地，我在20多年前来郑州的时候，大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来郑州，我不太清楚老郑州人你们有没有印象，郑州公交站站牌公益广告写着：今日大郑州，明日芝加哥，现在好像看不见了，可见郑商所最初定位就是国际化。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一带一路”与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路径选择》
第一，“一带一路”助力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第二，“一带一路”助力中国谋取大宗商品定价权，第三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一、“一带一路”助力中国经济战略转型。
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已经将近40年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我把这个改革开放将近40年的历史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以2010年为界标，从1978年到2010年，32年称之为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青春期，在这个青春期里面，中国年均增长速度接近10%，所以经过32年的超高速发展，2010年中国一跃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速依然达到10.6%。从1978年到2010年这32年，划分为三个阶段：十年一段，1978年称之为中国改革元年，所以就迎来了中国上世纪80年代经济腾飞，出现过连续五年两位数增长，1990年是中国经济低点，改革开放以来增速最低点，那年GDP增幅只有3.8%，其实1990年GDP和1990年GNP几乎可以旗鼓相当，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新的篇章，所以我们把这些叫做春天的故事。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确立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把1992年称之为中国市场元年，就在1992年到1996年连续五年中国两位数增长，进入新世纪，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 基讲过是挑战与机遇并存，挑战大于机遇，加入WTO以来十几年，究竟是挑战大于机遇还是机遇大于挑战，显然是机遇大于挑战，2007年达到14.2%的增幅。2001年我把它称之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升级板，称之为全球化元年，张开双臂拥抱全球化，双轮驱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投资拉动，出口驱动，出口势头非常强劲。200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占到GDP的67%。从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有所放缓，和2008年金融危机保持一致的，全球经济也进入调整期，应当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全球经济迎来了长达30年的黄金时代，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也进入调整期，当然中国的经济调整也在其中。所以这几年，2011年我们GDP增幅9.5%，2012年7.9%，2015年6.9%，2016年6.7%，所以我们讲新常态，低于两位数以下的其实就是新常态。
所以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提高质量比增加数量更重要。中国经济的青春期结束，进入了青壮年期，现在来看三期叠加、升级换挡：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镇痛期，前期刺激政策面临消化期。而且，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中国社会经济文化都面临着“三重断裂”，非常重要的原因两个方面：从国内和国际因素来说，国内因素就是新世纪以来的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基本结束了，所以投资增速就明显放缓，投资始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而从国际因素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外贸出口受阻。因为随着劳动力刚性成本提高，所以我们这方面的竞争优势也在逐渐减弱。第二个断裂就是改革断裂，经过将近40年改革，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阻力更大。
在我看来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能改的都改了，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环境红利，制度红利逐步都走到尽头。第三个断裂就是全球化断裂，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了，现在反全球化势头很猛，所以全球化断裂之后，美元霸权地位也面临着削弱和挑战，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相互依赖关系也出现部分断裂。
所以我们现在讲新常态，中国经济新常态究竟新在何处？我们又注意到我们过去的老常态、非常态更多是靠增量投入，而新常态恐怕更多要依赖存量调整，速度下台阶，但我们质量要上台阶，所以从数量扩张转变为质量提升，全要素生产力提高，所以我们不仅要认识新常态还要适应新常态，更重要是如何引领新常态，寻找突破口，寻找突围。
很有意思的是在2010年中国一跃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也是第二大货物贸易国，2013年一跃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我们老说进出口贸易是竞争优势，其实悄然生变的是近两年来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也已经超过了吸引外资的规模，从央行来说这两年外汇储备在减少，今年还不错，到去年年底已经减少到2.99万亿美元，2014年6月份的时候外汇储备是接近4万亿美元，去年2.99万亿美元，到上个月已经上升到3.08、3.09万亿美元。我们这个庞大的外汇储备要用好用活，无非两个途径：第一，扩大进口，当然还包括出国旅游，出国留学，第二扩大对外投资规模，中国经济战略转型最重要的投资方向由贸易大国转型为贸易大国和投资大国并重的经济大国，从一个商品输出大国转型为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并重的大国，这是我们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这是我讲得刚才为什么说在经济降速和转型过程中要寻找突破口，“一带一路”有很重要的背景。
实际上“一带一路”建设也是助力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突围的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我刚才说了改革开放40多年能改的都改了，我们需寻找突破口。
我们注意到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退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包括英国脱欧，包括美国特朗普政府要退出TPP，也表明了去全球化的开始，原有的全球分工体系、贸易格局面临着重大调整，而这些正是我们“走出去”主导区域性贸易规则，建立区域性定价中心的绝佳时机。所以全球化退潮也为中国谋求大宗商品定价权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我们注意到最近中国正在积极参与甚至于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当然全球化退潮也为人民币参与大宗商品定价权提供了一个战略良机。
我在这里讲一个道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过程中我们无力改变定价规则，举个简单例子铁矿石，中国大量进口铁矿石结果是养肥了国际三大矿山，三大矿山占据着主导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过程当中恰好是建立新的定价体系的绝佳时期，而目前全球大宗商品正好处在这样一个下行过程当中，是一个建立新的贸易规则和定价规则的时期。当然价格低迷，为中国参与大宗商品定价权提供了机遇，原油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原油长期以来是求大于供的卖方市场，这两年美国第一大原油进口国页岩气（音）开发，中国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带原油进口国，再加上最大石油天然气出口国俄罗斯，使得中国地位非常重要作用。
原油国际贸易格正在发生变化的时间窗口，我也多次跟证监会领导讲过我个人意见，原油期货尽快推出，千载难逢的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是我讲得第一个问题。
二、“一带一路”和大宗商品定价权究竟是什么关系。
前面中央党校赵磊教授讲得很好，“一带一路”倡议里面讲的五通，所谓五通就是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这五通就概括为三通：路通、心通、规则通。我们喊了很多年的大宗商品定价权，我突然想通了，大宗商品定价权关键问题就两个：第一是用什么货币来定价，第二是给什么商品定价。我们发现假如说以人民币作为定价货币就是中国的大宗商品定价权，在我看来价格高低不重要，资源可控制，价格可承受就是大宗商品安全体系，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只要市场竞争充分，能花钱买到的东西就是最便宜的，什么意思呢？市场竞争充分，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原油价格涨了50多美元一桶，2008年金融危机曾经涨到147.25美元一桶，不也是在买吗？因为你有需求，重要的是资源可控制，价格可承受，能够承受的价格就是合理的价格。
所以以什么货币作为定价货币和给什么商品定价，美元长期以来是锚定黄金的，核心思想就是双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构筑了美元核心，美元又称为石油美元，大宗商品看三金：黄金、黑金和美元，以什么货币定价和给什么商品定价。
“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实现一箭三雕，促进中国经济战略转型，促进中国产业的国际空间转移，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几乎都是资源型国家，我们可以通过“一带一路”来有效掌控这些资源，我们前面提到大宗商品安全体系，就是资源可控制、价格可承受；第三个更重要的形成以中国主导的贸易规则。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带一路”建设和期货市场，和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相互关系，输出过剩产能，或者说产业国际空间转移来影响定价规则，同时，掌控沿线资源，提升大宗商品定价力。主导贸易规则，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定价体系和贸易规则体系，所以我刚才前面特别强调的是以什么货币定价和为什么商品定价，而期货市场很有意思的是它又是超越时空、超越国界的，所以我想这样一个市场，期货市场超越时空、超越国界，超越意识形态的率先走出去参与主导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恐怕可以起到很重要的关键性作用。当然这里面也会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来全面提升大宗商品定价权。
三、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首先我想说一说硬实力和软实力关系？中国经济的硬实力是够大，但还不够强，不够强的非常重要原因其实前面中央党校的赵磊教授讲得观点跟我这个地方也不谋而合，我们的软实力还不够强，所谓软实力，包括金融软实力，包括期货市场定价软实力还不够强，如果定价软实力提升了将会大大提升我们中国经济的硬实力。顺着刚才赵磊教授讲得观点，三流企业做产品的，二流企业是做品牌的，一流企业是定标准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公开场合很少提到与国际惯例接轨这个提法，改革开放无非是走出去、请进来，同时还有一个就是与国际惯例接轨，现在很少说，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参与或者是主导区域性或者是国际性贸易规则和定价规则制定，这样来提高我们的硬实力，而期货市场最主要功能是规避风险、价格发现，期货市场一个最核心的功能其实是定价功能，如果定价的功能不能很好实现，那个避险功能也实现不了，所以我刚才讲到用什么货币定价，第二个是给什么商品定价，这很重要。
期货市场的国际化是参与全球资源分配和财富分配一个重要途径。首先第一就是期货价格是国际资源配置的重要参考标准，第二点就是国际化期货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财富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期货市场国际化是争夺大宗商品话语权的重要手段，这个问题我今天就不展开多讲了。
下面说说期货市场国际化路径选择里面分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交易所国际化；二是品牌国际化，三是投资者国际化。交易所的国际化，要推动交易所体制改革，打造国际化综合服务平台，当务之急是品种审批权下放和交易所体制改革，目前我们期货法还没有出台，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讲得很清楚，上市期货品种要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其实我们现在知道上一个品种有多难，所以上市新品种今后方向也应该跟股票一样采取注册制和备案制，交易所具有期货上市品种主动权，而证监会监管部门采取备案的方式是今后一个发展方向。
期货交易所尤其是商品期货交易所我个人认为目前也面临着六个倒逼的严峻形势，境外倒逼境内，场外倒逼场内，现货倒逼期货，金融倒闭商品，期货公司倒逼交易所，投资者倒逼交易所，所以期货交易所要有忧患意识，需要适时谋变，要有改革发展创新思路。
推动交易所体制改革打造国际化综合服务平台，刚才讲了品种审批问题，另外还有交易所的交割制度，去年做过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评估报告，我们把它功能作用发挥疏解一下，定价功能分为两个方面的定价功能：一是叫价格发展趋势定价功能，二是叫贸易定价功能，当然还有规避风险的功能，还有资产配置的功能。我刚才讲到第一个功能里面其实期货交易所现在几个交易所普遍都存在这样问题，就是贸易定价功能发挥不够，原因何在？大家老说一五九现象，没人说清楚为什么会出现一五九现象，现在工业品都会有一五九现象。大家可能都注意到，我们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不少品种近月合约不活跃，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交易所在交割制度上门槛相对较高，所以近月合约不活跃使得它为现货定价贸易功能发挥不够充分，所以我觉得要优化交割制度，解决近约合约不活跃，实现期货与现货对接，线上与线下对接，境内与境外对接。
品种的国际化，我们来逐步推进品种国际化夯实期货市场国际化基础，品种国际化有这样四个方面思路：一是成熟品种率先走出去；哪些是成熟品种呢？成熟品种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交易也比较活跃的品种叫成熟品种，还有一类品种是有中国特色品种，比如说近两年来三家商品期货交易所构成一个完整系列的黑色系列品种，这是国际上短板，我们中国就是一个优势，比如说大商所铁矿石，我们郑商所也有铁合金，大商所还有焦煤焦炭，这一系列品种构成一个中国比较完整的黑色系列品种，这个品种系列也可以率先走出去。
二是战略化品种，国际化战略品种加快落地。两个大的国际化战略品种一个原油，一个外汇；三是要推出区域性品种，所谓区域性品种两个方面：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特色的品种，我们可以通过期货市场建设，可不可以把他们的有优势的资源也可以纳入到我们的交割体系里面来；第二个积极探索和境外市场进行产品互挂，充分利用境外市场资源降低国际市场操作成本。
四是在品种国际化方面，我个人认为期货交易所现在更多精力是放在品种上而没有放在产品上，我个人一直主张期货交易所应该腾出更多精力放在期货品种系列产品上，在我看来现在期货品种能上的也基本上都上了，郑商所正在积极推动两个新的创新性品种，具有扶贫功能品种，苹果和红枣。其实我们中国现有的期货品种当中有好多都具有扶贫功能，你比如说郑州白糖，郑州白糖就大大提升了广西白糖产业的竞争力，上海天然橡胶，中国产天然橡胶地海南和云南，就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大字不识一个的焦农们也看行情，郑商所还有一个品种，普通小麦后来推出优质强劲小麦，推出以后我们期货圈人都知道，引导了农民种植结构调整，优质优价。所以扶贫功能不能简单化，也不能表面化，所以我希望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可以拓宽思路，我们在品种产品系列化上做更多文章。
投资者国际化，无非是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就是我们境内投资者走出去，投资者走出去还是由中国期货公司带领我们走出去。请进来引进境外期货投资者，像原油期货恐怕就要在这方面有所尝试。同时要靠专业化、复合型人才来做，所以我们要大力培育专业化复合型队伍，打造既懂境内又懂境外，既懂风险管理又懂财富管理的复合性人才队伍，这样才能够适应国际化竞争的需要。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