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自公众号”邮银研究“，作者周琼。
摘要：伯克南在《行动的勇气》中讲述了其在美联储主席任上的经历和思考，对于理解美联储决策过程具有重大意义。
《行动的勇气：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本·伯南克著，美国2015年版，蒋宗强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伯南克2002年被小布什任命为美联储理事。2005年6月，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2006年2月1日接任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书中提到，2006年秋天，伯南克女儿的朋友问她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女儿说我爸是美联储主席。那位同学顿时蒙了，回应说“你爸是格林斯潘?!”)。2010年获得连任，2014年2月到期。其任期经历美国金融危机前后和经济复苏。这本中文版厚达400多页的回忆录既生动地回顾历史，也有很多理论性的分析，有助于了解美联储决策的依据和过程。很多情况和中国颇有相似性和启示意义。
以下蓝色小号字均出自《行动的勇气》。
一、美联储的独立性
伯南克在前言中说“美联储是一个具有政治独立性的中央银行，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而做出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决策，是它存在的一个理由。它成立的目标恰恰就是如此：做他人不能或不愿做，却又必须要做的事。”伯南克列出的和格林斯潘在很多事情上的共识，第一条就是“和我一样，他总是激情澎湃地维持美联储的独立性，努力使美联储不屈服于短期的政策压力，尽量以一种无关政治、无关党派的方式做出决策”。(不过也有人写格林斯潘追求权势地位，“从头到尾都在为既得利益阶层服务”，见仁见智吧。)
伯南克在其另一本书《金融的本质》中提到，“直至1951年，经过长期复杂的谈判，美国财政部终于同意让美联储根据需要自行设定利率，实现经济稳定。双方于1951年签署了《美联储-财政部协议》，这一协议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明确承认，美联储应被允许独立运行。当今世界，各国已经形成普遍共识：央行独立运行会比由政府主导产生更好的效果。特别是，一个独立运行的央行可以不去理会短期的政治压力，例如为了选举而被迫刺激经济。这样一来，独立的央行就可以采取一些立足长远的举措并且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方面的证据是相当充分的。所以，独立运行是世界各主要央行的典型特征。”伯南克也区分了不同的情况：“必须认识到，独立的央行所扮演的角色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环境下是不一样的。通胀的环境更多与政府债务的过度货币化有关，此时央行的独立性表现在对政府说"不"上。在长期通缩的环境下，过度创造货币几乎不是问题，此时就更加需要央行采取合作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短时期内央行和财政部门进行更好的合作并不与央行独立性相矛盾，而除此之外的其他行为都是与国家主权原则相悖的。”
美国著名财经记者威廉·格雷德在《美联储》一书中写道，美联储是“国家政府的一部分，却又小心翼翼地置于选举程序之外。这个与美国选举制度并存的另一个美国管理机构既能分享国会和总统的权力，也能保持与他们的合作;在某些情况下，它还可以对之构成反对和阻碍”。他还写了一段有趣的历史，因为美国政府的公共建筑是免税的，私有建筑要缴纳地方财产税。哥伦比亚特区政府要求美联储交地方财产税，1941年向其寄出税款拖欠通知单，美联储拒绝缴纳，花了三年时间才终于让地方政府确信美联储虽然结构独特，但的确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独立部门”。有权独立调整利率是央行独立性最突出的表现，从法定程序上由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做出利率调整决定，不需再经过其他审批程序。格雷德写道“美联储的运行机制遵循于统一的金融原则，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运行秩序直接受命于由选举产生的政党。例如当英国银行希望提高利率时，不可能在没有首相内阁许可的情况下强制调动利率。类似毕恭毕敬的关系也同样适用于日本、法国和意大利。唯一例外的就是德国中央银行，其政治独立性与美联储相似，并且理由充分;经二战重建后，这家崭新的德国中央银行在运行机制上完全追随美国范本。”
“今天，美联储理事会由7名执行理事组成，其中包括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和其他五名执行理事，他们必须全部由总统提名，经过国会确认后才能上任，每个执行理事的任期长达14年(美联储主席任期4年)。这7名执行理事的任期需要间隔两年，如果有理事辞职，那么总统就可以及时地任命一名新理事，因此，在美国总统4年的任期内最多只有两个执行理事的任期结束，需要由总统决定新人选是谁。我进入美联储之前，就有一位理事在任期还有两年的时候辞职了，总统考虑任命我为新理事。美联储这种任期安排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总统对理事会的控制能力，但事实上，很多理事任期未满就辞职了，因此，限制总统干预美联储的初衷大打折扣。”“美联储理事和主席的任期长，而且交错排开，有助于确保重大政策的连续性。”――这种独特的机制设计，从人员任命和任期安排上有助于达到既让美联储理事会获得总统、国会的认可(有时总统的提名也会被国会否掉，这是切实的制约而非形式)，又保持相对独立性的目标。
“按照法律规定，每一家联邦储备银行都有自己的理事会，理事会均拥有9名成员，来自本地区的私营部门，分别代表银行业、工商业和社区利益，其中3位理事代表银行业，其余6位理事应不是银行家，而应来自不同背景，具备不同视野。为了避免利益冲突，我们很早之前就制定了禁止代表银行业的3名董事参与银行管理和紧急放款的决策。我们一直严格地遵守这一政策。政府审计署也发现了这一点，并建议我们在美联储网站上将这些政策公布出去。为了避免外界误认为这些银行家可以选举管理者，《多德一弗兰克法案》修改了理事的职责，3位代表银行业的理事无权选举储备银行行长，只有6位非银行家理事享有投票权。”――《金融守护人》里面写“美联储理事会下设的12家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各自拥有9人组成的董事会，而其中的6名董事是由辖区内的会员银行选出的”是写错了，书中借此也是想说明“美联储与私营银行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种设计，看起来难道不挺合理的吗?盖特纳在他那本充满自嘲的《压力测试》中写道，在担任纽约联储主席期间，“我对董事会做了一些改革，然而不幸的是，我让那些本来就不好的机制更加糟糕了”。这指的是他招募了雷曼兄弟、花旗、摩根大通、通用电气CEO等金融家加入董事会，然后，正如保罗·沃尔克所警告他的，“给纽约联储带来更大的信誉风险”。
“国会早在1978年就规定政府审计署无权过问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因为国会认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旨在实现美国的长远经济利益，不能受到短期性的政治压力的干预(但美联储在履行银行监管等多个职能时的情况必须接受政府审计署的评估)。但这并不是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不受监督，恰恰相反，国会要求美联储定期提交报告和参加听证会，阐述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以便判断美联储的做法是否履行了国会赋予的“双重使命”，即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国会如此审慎地寻求平衡，既有利于打造一个负责任的美联储，又有利于保护美联储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
伯南克反复强调独立性问题。“美联储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相反，会努力摆脱一切政治因素的干扰。”“作为政治独立的中央银行，我们不得不慎之又慎。只要我们负责达到国会为我们设定的目标，那么在不受政治干扰的情况下制定货币政策对我们的国家而言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我们试图在超出我们管辖范围的财政问题上施加影响，那么我们就不要指望民选领导人尊重美联储悠久的自治传统。”
2009年8月25日，奥巴马正式宣布对伯南克连任美联储主席的提名时，“总统感谢我帮助美国和整个世界度过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说这场危机堪称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一。他盛赞我是一位研究大萧条的学者，认为这些成就可以归功于我的学术背景、性格、勇气和创新思维。我感谢总统支持，不仅支持我个人，也支持强大而独立的美联储。”
二、美联储和其他机构的关系
当然，独立性不代表不需要获得总统、国会、财政部、其他金融监管部门等的配合和支持，相反，正式和非正式的沟通、协调、达成一致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正如美联储理事会法律总顾问斯科特·阿尔瓦雷斯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要通过摩根大通去救助贝尔斯登，必须动用《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赋予我们的权力。我坚持认为。没有联邦政府的同意，美联储在这条路上不可能走很远。我们相当自信地认为，如果给贝尔斯登贷款，虽然有风险，但它很可能会偿还。如果没有偿还，纳税人的钱将受到影响。因此，至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正在讨论的计划也属于财政问题。保尔森中途退出了讨论会，去问小布什总统对这个方案的看法。很快、他传回话来，说我们得到了总统的支持。”
在打算救助贝尔斯登时，“由于美联储的亏损会减少向财政部上缴的利润，因此，我们希望财政部担保我们的贷款。但财政部在没有获得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是无权这么做的。不过保尔森给我们出具了一封承诺函，承诺政府部门对于我们的支持。”――关于这封所谓的承诺函，保尔森《峭壁边缘》和盖特纳《压力测试》中都写了，其实就是一封信。盖特纳是这样写的，“保尔森的律师告诉他，没有国会批准，财政部将无法补偿美联储。我简直难以置信。保尔森因不能提交国会批准而感到难过，可见美国财政部长的权力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他的态度是：只要告诉我能做什么，我就会做。所以我建议他给我写封信，公开支持美联储货款，并指出如果美联储招致损失，他们会降低我们每年上缴到财政部的利润。保尔森称之为"所有的钱都是绿色的"之信，虽然它仅仅表示财政事实，我想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掩饰，暗示财政部在帮我们承受的部分风险。”这些例子，都是表明他们既尊重遵守法定的程序和授权，又勇于担当，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前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则批评美联储在救助贝尔斯登过程中采取的行动“游离在法定权力和默示权力的边缘，超越了央行长期坚持的原则与惯例”，可是如果他在位会怎么做呢?
从书中看来，伯南克所经历的两任总统，小布什和奥巴马，对他都是比较支持的，他对总统的评价也挺高。他对两任财政部长保尔森和盖特纳的评价都很高、配合满意(他们同样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愿意不拘于意识形态，采取务实的、史无前例的措施来挽救金融体系)。盖特纳则说“在整场危机中，我们近乎完美地协调工作。我们彼此信任。”
他对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领导言行有褒有贬。“我对于其他机构的"地盘意识"比较敏感，这样或许比较有利于建立合作关系。”书里“地盘意识”的例子不少，仅举一例：“(约翰·赖克主管的)储蓄机构监理局和(希拉·贝尔主管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之间的紧张氛围一直在持续。贝尔想要华盛顿互惠银行积极寻找潜在的收购者，最好多找几家，以便确保卖个合理的价钱，这样一来，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就可以避免或减少赔付。贝尔对储蓄机构监理局说，为了以防万一，他打算联系富国银行和摩根大通，评估它们对于这桩收购交易的兴趣。但根据科恩的汇报，储蓄机构监理局的官员听后十分生气，并指责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是摩根大通的前锋"”。
美联储和证交会的关系。书中有句话挺有意思，就是2008年3月在讨论救助贝尔斯登的电话会上，“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人也加入了进来，但不是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考克斯。我好像没有考克斯的电话号码”。美联储主席没有证交会主席的电话，这挺不可想象的，反映出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交流机制确实够差的。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时美联储总是面临需要救助投资银行的头疼问题。如果需要证交会参与讨论，他个人没有证交会主席的电话也不是问题吧。本来伯南克臧否人物，都是特别坦率的，比如说众议员格雷森“虽然从哈佛大学获得了好几个学位，却是一个极端的民粹主义者”。有的议员公开抨击他的政策，私下又肯定他，“我永远也不会适应政客们这种既打击你，又恭维你的"双重人格"。”(这种直言不讳似乎是美国人写回忆录的一个传统。让中国人看着经常还是挺惊讶的。虽然他们都从位子下来了，可他们评点的这些人物多数都还健在啊。)看到这句的春秋笔法，一付“我和他不熟”的即视感，就能明白两个机构的关系挺微妙(《压力测试》中提到，(2004年)纽约联储副主席席尔瓦给盖特纳的邮件中写道：“由于我们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关系冷淡，只有非常微妙的接触方法才可能产生实际成果。”)。不过美国人毕竟还是坦率，伯南克在后面写到“一开始，美联储与证券交易委员会这两个机构的关系存在一些波折。我和考克斯谈妥了一个合作备忘录，并于(2008年)7月7日签署，提出了一些基本合作原则，之后，我们两个机构之间的协调情况改善了不少。”这事可能还是财政部长保尔森站在非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的立场上说的更公允客观些，他在《峭壁边缘》里是这么写的：“各部门之间仍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和不信任感。考克斯是个开放而又合作的人，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某些人担心他们对证券公司的监管权威会被美联储压倒。我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充满信心，因为它在处理贝尔斯登事件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富有创造力、而且一直有一种未雨绸缪的意识(这是夸盖特纳呢)。我认为监管者们之间的合作是极其重要的。伯南克和考克斯同意我的看法。他们对权势之争不感兴趣。像我一样，他们关心的是市场稳定性，希望已经深入企业内部的美联储能保护这种稳定性。传统上，各部门之间的问题只能留给它们自己来梳理，但我在5月中旬主动召集了一次与伯南克、盖特纳、考克斯、鲍勃·斯蒂尔和戴维·内森的会议。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联储同意起草一份谅解备忘录，制定基本规则以协调现场审查工作，并加强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但伯南克可没提这是保尔森协调的功劳。
三、对国会的吐槽
伯南克抱怨较多的是国会(估计在位时为了搞好和国会的关系不敢明确批评，现在可以尽情吐槽了)。比如国会在任命美联储理事方面的拖沓，导致“在困难时期常常出现人手不足的情况”。2010年11月，国会中4位共和党领导人物给美联储发来联名信，表达对第二轮量化宽松的忧虑，伯南克认为这是他们打算“将货币政策政治化”。“在我看来，国会首先看重的，也是最看重的是利益和意识形态，而不是专家或所谓专家们的建议，包括美联储主席的建议。”救助美国国际集团后，“很少达成共识的国会这次却很快团结了起来，强烈反对救助。”但随着金融危机的演变，美联储和财政部已无力应对，需要国会的支持。“在雷曼兄弟倒闭的那个周末，美联储在没有国会支持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地救助大型金融公司的能力已经迅速地消耗殆尽。更加重要的是，政界对于美联储的"流氓行径"的容忍已经达到了极限。”“为了阻止危机，规避不堪设想的后果，我们必须获得必要的权力、财力和民主合法性，因此，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国会。”“事实表明，即便百年一遇的经济和金融灾难，也不足以让很多议员超越意识形态和短期政治顾虑的束缚。虽然雷曼兄弟倒闭后造成了严重混乱，而且可能对整个美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但国会视而不见，还是多耗费了两周的时间，举行了两轮投票，才批准了我们为了结束危机而提出的救助方案。”虽然伯南克有这些抱怨，国会的党争确实严重，不过国会要代表选民、纳税人的利益，也是政府动用财力一个必要的程序制约。政策建议提出者得考虑周全，设计尽可能避免纳税人损失的方案(最后美国政府的各项救助计划都盈利了，也就是为纳税人挣钱了。“美联储的证券收购计划和贷款记录为政府挣到了大量利润。2009年到2014年这6年期间上缴的盈利总额达到了将近4700亿美元，是2001-2006年上缴盈利的3倍多。”)。不过，最后说服国会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不是伯南克和保尔森，而是股市。2009年9月29日，众议院投票否决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后，道指单日下跌778点，下跌点数开创了美国股市纪录，所以10月初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再次投票就通过了。
“多德仍然无法促成一个全面的方案，最后，到2010年3月22日，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开会讨论是否将多 提出的议案交给参议院大会时，党派分歧仍然很明显，13名民主党成员全部投赞成票，而10名共和党成员全部投了反对票，不过最终还是通过了这份金融监管改革提案。”――《纸牌屋》中投票中的党派之争还是高度写实的。党派内很统一行动，而不管个人内心是赞同还是反对这个法案。书中还写道，2010年“参议院以70：30的投票结果批准了我的连任。虽然赞成票数与反对票数仍然存在挺大的差距，但支持和反对的比例是美联储主席任命历史上差距最小的。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美国公众对于经济和金融形势不满，国会肯定要对此有所反应。投票结束之后，几位参议员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相信我干得不错，但由于政治原因，不得不投反树票。他们似乎认为，出于政治原因去违心地投票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感觉伯南克简直要说，“你的良心不会痛吗?”同样被政客们伤了心的盖特纳，在《压力测试》中说“政冶不是我一生的工作，但却给我留下了伤痕，我对华盛顿给我带来的心灵创伤有话说。我目睹了政治舞台上一些令人震惊的行为――自私自利和哗众取宠，无耻虚伪和党同伐异。”所以盖特纳当了一届就再也不肯当财长了。
“已故的纽约州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有权说出自己的观点，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说出真相。一些共和党人，尤其是右派人士，越来越分不清什么是"观点"，什么是"真相"了。他们将危机归咎于美联储和两房，却几乎完全忽视了私营部门那些显著缺陷，也没有看到国会自身的失职问题。他们单纯地认为我们的救助就是把纳税人的钱分发给被救助者，而没有考虑到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一旦倒闭，将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何其沉重的打击。有时候，明明不存在通胀问题，他们却坚持认为存在。有时候，我们的官方数据不符合他们做出的预测，他们就搬出了阴谋论，说我们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些货币和财政政策明明能够支撑就业率的提升，他们却偏偏否认，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推动联邦政府把资金投向他们自己的选区。有些货币制度明明已经声名狼藉，不足为信，他们却还要大力鼓吹，比如金本位制度。当然，民主党也存在无端猜疑的问题，一些极左派人士更是如此。(如果极左派和极右派都反对我做的事，那我就知道这件事肯定是正确的。)来自佛蒙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将自己描述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并和其他一些共和党人固执地从阴谋论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的大企业和富人(企业和富人固然掌握很多权力，但现实世界中发生的糟糕事情里面，大部分都是由愚昧无知、能力不足或运气欠佳导致的，而不是由什么大阴谋导致的。)当我最初就任美联储主席之际，我就下定决心摆脱政党的影响，这对我这个岗位而言也是比较合适的。”――真是一段痛快淋漓的精彩吐槽!不光中国流行阴谋论，在美国也一直盛行。比如为何不救助雷曼，也被认为是某些人的阴谋。美联储主席和财长，在左派和右派、华尔街和大众那两边不是人。保尔森觉得“要说服某些人是多么困难。对这个群体的某些人来说，事实似乎无所谓”。盖特纳同样吐槽说“左翼相信我们是华尔街的同伙，华尔街感觉我们是穿着西装的切·格瓦拉。”感觉伯南克还平和些，盖特纳的回忆录更是痛说血泪史啊，被攻击、被泼的脏水够多了。
书里有个事挺有趣。2013年10月1日美国政府关门风波中，美联储的运作经费来自持有的证券投资组合创造的收益，因此可以照常运作。但“劳工部原定于10月 4日发布9月份的就业报告，现在却不得不延期，而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需要这些及时的、最新的信息。于是，我给劳工部长托马斯·佩雷斯打了个电话，主动提出暂时由美联储为劳工部提供一些运转经费，以便让劳工部按时发布就业报告。佩雷斯跟他的雄师商量完给我回了个电话说不行。”
四、美联储的透明度
“我早就痛苦地意识到美联储主席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轻易地遭到误解或过度解读。”“我们仔细推敲着每一个字：我应该说更多的降息行动“可能是必要的”，还是“很可能是必要的”?我们并非没有注意到讨论这种事情的荒谬性，但我们通过痛苦的经历学到了一个教训：措辞往往很重要。我们是目标是向市场传递尽可能清晰和强烈的信号，同时保留在必要时改变方向的回旋空间。”――影响太大，美联储如何与市场沟通真的是需要斟酌措辞、拿捏分寸的艺术。
“保持决策过程的神秘感是一件利弊兼有的事情。一方面，它有利于让中央银行家们显得无所不知，有利于提高短期政策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它会让公众感到困惑，让市场手忙脚乱，为阴谋论铺就了温床。在当今这个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日益注重透明度和问责制的世界上，我觉得美联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神秘色彩已经过时了。我还相信，神秘色彩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我和米什金曾经在关于通胀目标制的论文中指出，如果央行能够同公众和市场进行清楚的沟通，那么货币政策就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货币政策要发挥出影响力，98%靠宣传，2%靠政策本身。”――赞成伯南克公开透明、引导市场的思路。
“我们(伯南克和格林斯潘)的思想在几个不同的方面存在分歧。比如，我支持将通胀目标制作为美联储的一个政策框架，旨在提高美联储的透明度，但他不信任这个框架。他甚至以开玩笑的方式解释透明度给自己造成的紧张。1987年，他告诉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说："自从成为央行行长之后，我说话时经常会喃喃自语，而且缺乏连贯性。如果你觉得我讲的某句话似乎很清楚，那么你一定误解了我说的话。"同时，他不看重对银行进行监管的作用，认为这不太有助于推动银行摆脱困境。他相信，银行会竭尽全力地避免让自己的资金安全遭受来自市场力量的威胁，因此，肯定不会去做风险较高的贷款业务。尽管我认为银行监管是防范资产价格泡沫的第一道防线，但他更倾向于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等待泡沫破灭之后，再亡羊补牢式地降低利率，缓解泡沫破灭造成的经济后果。”“我在2002年加入美联储之际，一个目标就是要增强美联储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个尤其重要的元素就是实行"通胀目标制"，据此可以明确评判美联储的表现。近10年后的2012年1月，这一夙愿终于得偿。”――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18年(在位时间第二长，仅比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少4个月)，到后期声誉如日中天，“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的中央银行家”，“一度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格林斯潘“如果你觉得我讲的某句话似乎很清楚，那么你一定误解了我说的话”曾被传颂一时，他被认为具有高妙的语言艺术。幸亏每个人最终都会下台。在下台后，在多年后，才能对其在任时的功过能有更客观的评说。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与市场沟通的历程可谓漫长而曲折。在1994年之前，该委员会召开例会之后不会发表声明，即便例会决定改变联邦基金利率的时候也不会发表声明。这样一来，市场参与者就不得不绞尽脑汁地通过观察货币市场的短期动态去猜测联邦公开委员会的决定。1994年2月，格林斯潘开始在会后发表一份"主席声明"。2003年5月那次例会结束之后发布的会议声明首次允许委员会成员分别表达自己对于经济增长和通胀形势的看法。”――伯南克认为格林斯潘在任的18年，“货币政策沟通方式的确取得了诸多进步”，他在推进美联储实现更大的透明度方面，是在格林斯潘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在本书的结语中，伯南克自豪地写道，“今天，美联储不仅是世界上最透明的央行之一，也是华盛顿最透明的机构之一。”美联储大概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机构了，它要是搞“半夜鸡叫”式的政策突袭，金融市场可受不了，是会死人的。
“联邦政府关于会议公开的法律规定，任何4个或更多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召开的会议都被视为官方会议，既要公开宣布出去，还要对公众开放(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不对公众开放)。”
“曾经，(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上)一位美联储理事和12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即兴发表看法的。但1994年，为了回应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亨利·冈萨雷斯的要求，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发布完整的会议记录。自那之后，大部分与会者都开始读预先准备好的讲话稿了。这虽然有利于提升会议的透明度，但不利于改善讨论的质量和自发性。”――美国各机构间的互相制衡可不是虚的，美联储得响应众议院的合理要求。美国国会每个议员对每个法案是赞成还是反对的投票记录都是公开的。众议院要求美联储的决策过程更公开透明也不为过。透明度是强有力的约束，参与决策者会有更大的压力。谁的观点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不用追责，也有声誉的压力(伯南克分析了多次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当时的观点，比如2008年1月，“关于联邦基金利率的降幅是否足够，依然存在分歧。大多数人认为，如果美国经济没有陷入衰退，那么当前的降息幅度足以为经济提供支撑，但米什金嘲笑这种乐观的看法。事实证明，米什金的直觉是正确的。”)。虽然伯南克指出太透明了也有其弊端，可能会影响讨论中的畅所欲言，但肯定比决策的“黑箱”是进步。
五、美联储主席如何领导美联储
“我有意识地采取民主方法去领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我想让人们明白，当我们做出重要的政策选择时，各种各样的观点和视角都被纳入了考虑范围。尽管有人抱怨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所有成员公开表达不同意见，有时候会制造杂音，但我认为通常情况下，这是非常有用的。但我知道，有时候我们需要发出果断的、明确的信息。此时，由于经济前景和货币政策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我们就需要向市场传递果断的、明确的信息。”“(2008年1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联邦基金利率从4.25%降至3.5%后)一些评论集中分析了我的领导风格发生的显著转变。有人认为这次突然降息表明我面对市场压力时的坚决果断，有人认为这次突然降息折射了我面对市场压力时的优柔寡断。我相信变的不是我，而是市场形势。的确,就在几个月前，我还一直强调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的领导风格的重要性，但在危机之中，必须更加注重强有力的领导风格。在必要的情况下，我愿意采用这样的领导风格。”――确实，决策层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因为经济本来就是复杂的，各种决策都有其利弊，只是考虑的角度、对问题优先级的判断不同，公开传递这种分歧可能更有助于公众理解决策中的各种考量。但在危机关头，需要发出一致、明确的信息。在伯南克离任送别会上，他想帮耶伦一个忙，在演讲中敦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注意与公众沟通的方式，除了表达分歧之外，还要考虑共同立场。”这句话大概是在他在任时一直想说又不方便说的，说了又担心有压制不同意见之虞。
有时伯南克也被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不同的意见烦得够呛。比如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长长赫尼希在一次演讲中将我们可能出台的证券收购计划称为“一个与魔鬼达成的协议”。“我尊重他发表不同见解、提出刁钻问题以及公开解释自身立场的权利，但现在我认为他有可能削弱公众对美联储的信任，扰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审议过程，缩小我们的灵活空间。”他需要争取委员们对他意见的支持票，要做很多沟通、说服工作。“我和耶伦分头行动，各自负责给一部分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打电话，以便寻求支持。”但有时能扭转委员的观点，有时不能。对第二轮证券收购计划，在伯南克沟通后赫尼希不仅仍然投了反对票，还接受《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的采访，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提出了猛烈批评。伯南克直截了当地说“赫尼希的批评让我觉得很生气”。不过这件事上少数人的反对票并没有阻碍决议的通过。但有的决策上，伯南克提出的建议被否了，如名义GDP目标制，“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坚定地否定了这一想法。虽然我原来对这一想法很着迷，但最后还是认同了其他委员的观点。”“我对他们(理事)说：“如果我没有理事会的支持，那么我这个美联储主席的位子是坐不稳的。”――公开、民主、透明的程序、机制虽然让领导者不那么方便、快速决策，而且也许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中，但也避免少数人决策犯大的错误。(编辑：何鹏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