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日。20年来，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充分发挥“一国”与“两制”的双重优势，从金融、零售到科技、地产等各产业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和升级。接下来，还将受惠于国家规划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两大发展机遇。二十年再出发，香港满帆起航!
导读
“从中资企业来讲，到今天不只是利用(香港资本市场这一)平台的参与者;还是投资者，他们也在香港有投资;也是成分者(成分股)，他们占了很大的市值;最重要的，他们是持份者，作为持份者，就有责任维持(香港)市场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史美伦说。
在她看来，随着一大批中资企业赴港上市，香港由一个区域性的市场华丽变身为吸引全球投资者的国际金融中心。
素有香港“铁娘子”之称的史美伦，是亚洲商界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1985年，她从美国回流香港，1991年加入香港证监会，曾亲自负责香港第一只H股上市，见证了中资企业在香港的成长和(98, -0.50, -0.51%)壮大。史美伦在香港金融界身经百战，颇具威望，曾于2001年应邀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站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回望20年来香港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发展的得与失，以及香港的未来去往何处，那么史美伦无疑是一个极为恰当的人选。
“1992、1993年：第一批国企来香港上市;1992-1997年期间，一大批中资企业在香港上市;20多年后的今天，在香港上市的中资企业占港交所市值约60%，每天港交所交易量的60%由中资企业贡献。”近期，史美伦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独家专访。
她指出，在香港回归20年以来，最大的变化是中资企业在利用香港作为一个融资平台的过程中推动了自身的改革，香港助推了中资企业的国际化。
目前史美伦担任香港金融发展局(简称香港金发局)主席，每天的行程安排得密密麻麻，身兼数职的她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汇丰银行非执行副主席、香港地区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资企业在港角色变迁
二十年光阴荏苒，中资企业从最初在香港市场崭露头角，到目前已成为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从中资企业来讲，到今天不只是利用(香港资本市场这一)平台的参与者;还是投资者，他们也在香港有投资;也是成分者(成分股)，他们占了很大的市值;最重要的，他们是持份者，作为持份者，就有责任维持(香港)市场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史美伦此番定义，给中资企业之于香港市场的角色与责任，做出了画像――既是参与者，也是投资者，更重要的，史美伦说，“中资企业其实是香港市场的"持份者"，既然是stakeholder，那么也就有责任一同来支持和维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中资企业见证了这个城市回归二十年来的发展。截至2015年底，香港中资企业共有4037家，拥有总资产19.83万亿港元，在港雇佣员工人数近7.5万人，在不少行业占据重要市场份额。
在她看来，随着一大批中资企业赴港上市，香港由一个区域性的市场华丽变身为吸引全球投资者的国际金融中心。“回想国企在香港上市以前，香港只是一个本地的市场，当时只有600万人，这样的经济体能有多大呢?所以没有内地的企业，香港就没有今天的地位。”她深有感慨。
“内地企业来香港上市，这对于国际投资者是一个吸引力，因为(这些投资标的)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同时，最重要的是香港优势，我们的法制很清晰，游戏规则清晰、公平、公开，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公信力。国际资金不断来，内地企业资源不断来，这样才打造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她说道。
她举例说，1990年代初期，内地企业来港上市，香港证监会开展了一系列培训班，“当时独立董事还是很新的概念，所有的独董都要进行一周培训。我们也请香港廉政公署的人员来讲课。因为我们希望内地公司不仅需要了解上市规则，也要熟悉国际化的公司管制和相应的法规，这是一套体系的。”
寻求金融科技突围
随着全球市场竞争与日俱增，国内资本市场快速崛起，香港应如何突围、如何重新定位呢?“我们在网络方面相对落后，香港毕竟是很小的经济体，但可以从其他的科技方面寻找发展空间，最重要还是要自强不息。过去几年香港人还是在吃老本，没有新思维新发展。”史美伦言辞犀利。
曾经在内地和香港金融监管机构担当要职的史美伦，对于金融市场的发展有着十分敏锐的触觉。早在2014年6月，香港金发局已经发布报告，指出尽管香港交易所(201.8, -1.40,-0.69%)是世界顶级的IPO交易所，然而香港市场的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来自中国内地。对内地公司的高度依赖可能会削弱香港交易所“国际化”市场的地位，不利于长期发展。
报告指出，截至2014年4月底，香港交易所股票总市值约为新加坡交易所的四倍。根据新加坡交易所2012年12月的资料显示，国际公司占新加坡交易所总市值的39%，而香港交易所的相关数字仅为6%。
一直以来，香港的金融监管以稳健著称，然而，这把“双刃剑”亦阻碍了金融创新的节奏，因而饱受诟病。
其中一例是“同股不同权”之争，而与阿里巴巴这类内地高科技龙头失之交臂。根据港交所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5月底，102家中国内地公司选择美国作为主要上市地，大部分为资讯科技类公司，其中近1/3采用不同投票权结构，合计市值达1513亿美元，占全部美国上市的中国内地公司总市值的70%。
再有一例则是香港金融科技发展的滞后。香港金发局今年5月发布的《香港金融科技的未来》报告提到，“香港在制定金融规例和政策时并没有顾及金融科技。其他问题还包括公营部门欠缺整体协调、缺乏创新技术和成本高昂等。长远发展来说，香港拥有强健的"金融"业务，但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香港正面临其他对手迅速发展金融科技所带来的激烈竞争。”
同时，香港金融机构对这些颠覆性科技的谨慎取态也体现在投资方面。普华永道今年4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香港本地的金融机构在金融科技方面的投资仅占其年收入的14%左右，相比之下全球平均水平约15.4%，而中国内地金融机构的投入则高达32%。
事实上，香港金融监管者正在发力。2015年3月30日，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成立金融科技督导小组，由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担任主席。同时，香港证监会成立了金融科技联络办事处，协助金融科技业界了解现行的监管制度。香港金融管理局(下称香港金管局)亦设立了金融科技促进办公室。
官方数据显示，香港在过去两年共吸引了4亿美元的风险资金投资于金融科技公司，去年香港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的数量已达到138家，同比增加60%。此外，香港金管局正在研究将分布式记账技术(区块链技术)应用于贸易融资方面，将有助于增加贸易融资流程的透明度，并减少虚假交易。
把握“一带一路”天赐良机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近年来正面对外贸增长乏力、内需停滞的双重困境。因此，搭上“一带一路”的“顺风车”意义重大。
史美伦坦言，“一带一路”对于香港是天赐良机，“因为我们自己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宏观的、整套的长期计划或者倡议，既然国家有，那么香港要赶快把握这个机会，去推广自己。”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香港特区政府一直积极将香港打造为"一带一路"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史美伦则指出，香港在这当中应该有更加立体和多元化的角色，除了当联系人、中介人以外，还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其中提供很多增值服务，“香港不应该满足于仅仅做一个联系人的角色。”她说。
她举例说，香港地铁的运营维护和管理水准可以说是全球顶尖，相关的经验完全可以推广到“一带一路”上。“最近我和特区政府去哈萨克斯坦推广"一带一路"，当地政府很希望盖地铁。香港在地铁管理和运营方面都很成功，具备世界一流水平。同时，城市管理我们做的也不错，很有经验。”她表示。
“我们(香港)最大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没有祖国的资源，就没有办法面向世界。同样，如果只是背靠祖国，没有面向世界，那么我们与内地的城市也就没有什么区别。”她一针见血。
业界认为，香港兼备“一国”和“两制”双重优势，是中国内地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超级联系人”。在金融、投资、专业服务、贸易、物流、文化、创意、创新和科技等方面，香港都可以发挥独特的“超级联系人”作用，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互补所需。
为此，香港金融管理局于去年7月正式成立“基建融资促进办公室(IFFO)”。此举意在汇聚投资者、银行和金融业界，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基建项目的投资。截至去年6月底，IFFO已拥有41家合作伙伴，涵盖多边金融机构、公私型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基建项目发展及营运公司以及专业服务公司等。（编辑：何鹏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