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中国金融杂志”，是在该刊策划的“香港金融二十年”专题下，约请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从香港回归20年来的金融发展成就、发展动力、发展前景以及与内地的金融合作等角度进行了分析。智通财经摘编原文如下，供投资者参考。
金融稳定 重中之重
记者：感谢您在香港回归20年前夕，回答《中国金融》读者普遍关心的问题。今年也刚好是亚洲金融危机20年。就是说，香港金融业这20年是在走出危机的基础上蓬勃发展到今天，首先请您从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思考谈起吧。
陈德霖：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经过这次金融危机，我们深深体会到，金融要发展，首先要保持金融体系稳定。金融不稳定，爆发金融危机，经济、货币、市场都会受到冲击，何来条件谈发展?香港金管局的首要任务是维系香港的金融稳定，所以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几年，我们都在推行各项改革。在货币发行方面，推出巩固货币发行局制度的技术性措施。在证券市场方面，一是提升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联交所、期交所与结算公司合并;二是监管交易所参与者的工作交由证监会负责;三是完善对证券卖空活动的监管制度。在银行业方面，一是推出经改进的以风险为本的监管制度，二是实施巴塞尔协议Ⅱ。
回想亚洲金融危机时，我们很多地方对金融稳定的认识不够，面对大量资金流进时的警觉性不足，尤其是银行体系。银行贷款过高，没有意识到去降低风险，造成资产市场出现泡沫。香港的房地产市场虽然在亚洲地区发展得不错，但当时也出现了房地产泡沫。金融危机破坏力及后遗症巨大，这从一组香港当时的数据可以看出。香港本地生产总值1997年第三季度至1998年第四季度增长率为-8.8%，连续5个季度下降;失业率1997年8月为2.1%，2003年6月升至8.5%;工资指数1997年第三季度至2003年第二季度为-0.1%;楼价从1997年10月高点至2003年7月下跌了66%;CPI1998年第二季度至2003年第三季度为-16%;银行业总资产1997年7月为8.7万亿港元，到2002年11月下跌32%至5.9万亿港元。
1999年政府退市，将买回来的很多股票通过盈富基金慢慢转回到私人手里。入市干预成功了，政府也赚了很多钱，但赚钱不是我们的目标，维持金融体系稳定才是我们的目标，外汇基金亦成为了最后的防线。这些努力非常值得。现时外汇基金5000多亿港元的累计盈余中，有2000多亿港元是由于盈富基金上市累积来的。这使得外汇基金规模更大，有了更高的抵御能力。
我当然认为最好不要发生金融危机，但如果真发生了，便要去处理。处理好之后就要从中学习。香港金管局有“雷达”监测市场，留意是否有潜在风险，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金融稳定，反思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发现了体系内的弱点，便要进行改革，这是一个强化香港金融体系的好机会。金融风险有时并非源自内部，也会受到外部影响，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甚至地缘政治突发事件，因此危机会否发生、何时发生、以什么方式出现，影响因素甚多，关键在于我们的金融体系是否稳妥，准备是否充足，当发生危机时是否足以应对。
记者：那么，20年来香港银行体系为何能保持稳健发展，香港金管局自身又是沿着怎样的轨迹发展呢?
陈德霖：香港拥有稳健的银行体系。银行业总资产2008年底时为10.7万亿港元，2016年底上升约一倍至20.6万亿港元。金管局也随着市场的发展推出了不同的措施，来进一步加强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建设。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一是取消利率协议。二是实施巴塞尔协议Ⅲ，提高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并引入流动性监管指标和杠杆率。由于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香港于2009年6月加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全面落实银行业改革及加强银行的抗震能力。三是建立百分百存款保障制度。四是实施金融机构有效处置机制，目的是妥善处理陷入困境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五是就按揭贷款实施八轮逆周期措施。对首期或借贷人的收入有比较高的要求，即使面对楼市周期逆转，仍然可以维持银行体系的稳定。
金融体系稳定，倚赖“三大纪律”，即货币纪律、财政纪律和市场纪律。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欧债危机，便印证了严守这三大纪律的重要性。香港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中，金融体系没有出现很大的问题，证明了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强化金融体系、严守“三大纪律”的重要性。所以香港银行业在资产增长规模、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以及盈利能力等各方面，都值得我们正面评价。
香港金管局的架构也会应需重组。2008年的雷曼事件，凸显了银行业操守的重要性。因此金管局于2010年4月1日重组各银行部门，并调拨资源成立一个新的银行操守部，通过增设专门人手及资源集中监管操守事宜。另外，还新增了法规部，专门处理及跟进有关银行的投诉。其他部门如银行监理部则集中于审慎监管工作，银行政策部继续代表香港参与不同的国际组织，确保香港银行有效落实国际监管要求。另外，国际社会近年大力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活动，我们亦增加资源于反洗钱的监管工作。负责反洗钱的人手，由2012年4月《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金融机构)条例》(AMLO)生效前的10人，大幅增加至现时的35人。同时，为了令银行更重视反洗钱的工作，我们在2013年4月首次举办并邀请银行的行政总裁参加高层讲座，强调高级管理层必须在各级员工之间培养对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管控措施的稳健风险文化，并配备足够的资源，建立良好的风险管理方法。
推动金融发展、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记者：自上世纪80年代内地改革开放开始，香港一直是外资“走进来”的首选之地。请您谈谈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20年来的发展。
陈德霖：的确，自上世纪80年代内地改革开放开始，香港一直是内地引进外资的首选之地，内地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中，香港占比经常有五六成。而内地对外直接投资(ODI)2016年大约1700亿美元，其中五六成是通过香港到海外投资，这显示了不论是外资进内地还是内资走出去，都利用香港作中转。
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香港金融体系的根基愈来愈深厚。有扎实的根基，就有条件去发展。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香港发挥了独特的中介作用。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不论在资金池、融资金额还是在贸易结算方面都是全球第一。虽然近日受到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香港和其他地区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略见缩减，但香港仍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币资金池。内地资本账户开放是一个长期过程，在此前提下，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这里也有一组最新的数据：香港市场从2010年到2017年4月，人民币存款包括存款证余额由3217亿元上升为6020亿元;经香港银行处理的人民币贸易结算总额2010年为3692亿元，而2017年的前四个月就达1.0896万亿元;人民币债券发行量总额2010年为358亿元，2017年前四个月为25亿元;未偿还人民币债券余额由2010年的558亿元上升为2017年4月的2775亿元;人民币银行贷款余额由2010年的18亿元上升到2017年4月的2509亿元;香港人民币实时支付系统每日平均交易量由2010年的52亿元上升到2017年4月的8901亿元。
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加强联系，扩大双向开放，也为人民币资金于在岸和离岸市场之间的健康循环和流动提供了更多渠道，有利于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发展，也有助于内地推进金融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
记者：请您谈谈近年来香港与内地在资本互联互通方面的新进展。
陈德霖：可以说，内地资本账户越开放，资金流通越多，香港的角色就越重要。从早期促进资金走入内地到贸易中介、直接投资、资本市场融通，再到现在把握“走出去”的机遇，积极增强两地资本市场的综合实力，充分发挥两地市场优势，形成协同效应，香港和内地在资本互联互通方面有了很多新进展，如沪港通、深港通，还有债券通，这使得股市债市的资金融通变得更加方便。这些金融基础设施建好以后，不只是金融机构，监管机构也应加强沟通，既要为金融机构提供便利政策，也要持续提供高水平的监管环境。
最近在加强深港合作方面，我们便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是增加了电子支票。二是金管局在2017年6月初拜访了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以了解金融科技在深圳的应用和最新发展，并就银行及金融机构在两地的合作进行交流。三是与人民银行深圳中支探讨其他合作，提升跨境金融基建设施及支付的效率和覆盖面。四是把握深港两地在科技创新和资本市场方面的优势。通过这些措施缔造双赢、互惠互利的格局。
2016年7月，香港成立了基建融资促进办公室(IFFO)，建立了一个强劲的基建投融资人脉网络，现时有63个重量级伙伴支持，包括多边机构、机构投资者、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基建项目的建设方和营运方、各类专业支持机构等。IFFO具备“跳板”的功能。企业可以借助这块“跳板”，一方面通过IFFO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基建投融资，另一方面在香港建立企业财资中心管理和调拨资金，相信香港可以帮助跨国企业跳得更远。预期“一带一路”所涉及的金融与贸易活动有相当一部分会使用人民币结算，就此香港全面的和“一站式”的人民币金融平台也可以提供支持，这有助于推动双边经贸发展。
记者：作为全球财富管理中心，香港在培育财富管理以及私人银行生态环境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陈德霖：当前，全球的财富累积超过250万亿美元，其中约三成来自亚太地区，而中国内地及香港占一成，财富累计约25万亿美元，是2000年的5倍。香港在资产及财资管理中心方面，不论是基金、机构投资者、私人财富还是市民理财都增长得特别快，相信这个趋势将会持续很长时间。2009年，我们特别成立了市场发展处，致力于推动其他市场的金融发展。除了积极推广并发展人民币业务外，亦要推动香港成为国际财富及资产管理中心。
要进一步发展资产管理业务，便需要提供清晰和合理的税务环境，以及配合市场发展的法律环境，从而吸引更多的基金管理公司来港开展业务。过去数年，金管局的同事积极进行研究和游说工作，并接触超过200家跨国企业、内地企业、银行及财资业界人士等，向他们收集意见。香港立法会于2016年5月26日通过修订《税务条例》，明确在符合指明条件的情况下，企业财资中心的相关利息支出在计算利得税时可以扣除，而指明财资业务的相关利润则可获宽减利得税50%，以吸引跨国和内地企业在香港成立企业财资中心。有关条例已于2016年6月3日刊宪生效。
就私人银行来说，香港私人银行数目已由2009年的26家增加至现在的43家，所管理的资产总值达44000亿港元，是5年前的2倍。所有私人银行已经采纳优化专业能力架构，3000名从业人员中有近2000人已经符合优化架构的标准。
记者：香港金管局在强化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建立良好银行文化方面给予了怎样的推动和支持?
陈德霖：银行有一套择善而行的价值观，并由银行股东、董事和职员共同奉行和遵守。良好企业文化和操守的本质是，在没有任何外在的规管下，由上而下、由里到外会自动遵守一套行为模式。然而，现时很多金融机构仍然本末倒置，在追逐利润。这不但违背“以客为本”的基本要求，更辜负了“银行应比其他行业更具社会责任”的期许。
要推动银行文化改变，奖励制度也必须一并改革。如果银行继续以“赚到尽”为目标，只奖励“跑数叻”员工的话，“以客为本”的文化只会变成空谈，不恰当的“跑数”奖励往往成为扭曲员工行为的祸首。因此我认为，银行必须建立一个与企业文化相符合的奖励制度，将员工薪酬和公司价值观紧扣。银行要有效地将公司文化下达到中层和前线员工，奖励制度必须能鼓励所有员工遵守公司文化和价值观。2017年3月，我们就银行文化改革向银行发出了实务指引。
为确保奖励制度的公信力和独立性，银行薪酬委员会主席一职应该由独立非执行董事(非执董)出任。事实上，金管局一直致力于支持非执董，比如举行培训课程和交流活动，以确保他们更有效地去肩负监督银行管理层的责任。2016年12月，我们就提升香港银行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专业能力向银行发出了具体的指引，就是希望银行自律和自发地提升其应有的企业管治和风险管理水平，发挥积极推动改革银行文化的角色作用。
记者：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以及金融服务的普及您怎么看，香港金管局在这方面有哪些作为?
陈德霖：香港金管局于2013年推动香港零售银行签署《公平待客约章》，目的就是推动银行能重视“以客为本”。我们在推动落实《公平待客约章》方面取得了理想的进展。除了取消银行不动户口的收费外，在加强保障金融消费者、增加银行服务消费者和投资者教育及提高从业人员操守方面亦做了大量工作。近年我们也从董事局入手，希望由上而下、从内至外改变银行业的内部文化，使其更重视客户的利益。
6月8日，我们进一步将该约章推广至私人财富管理行业，公会亦已采纳《私人财富管理行业公平待客约章》。香港要维持作为亚洲首屈一指的私人财富管理中心的竞争力，私人财富管理机构须具备良好的企业文化及公平待客。
我们亦非常重视公众获得基本银行服务，并一直鼓励银行业界在发展业务网络时顾及基层市民对基本银行服务的需要，充分落实普惠金融的理念。
除实体分行外，银行亦提供不同的服务渠道。据我们了解，市民有约七成的金融交易通过实体分行以外的其他渠道完成，如自动柜员机、网上和电话银行服务。整体来说，各种银行服务渠道大致能够满足不少市民的基本银行服务需求，包括现金提存、打簿或查询结余、转账等。
商业银行对于进一步加强在偏远地区和公共屋 的网络覆盖给予了正面响应，共有8家银行表示正计划在未来一年内新增10家分行和3家流动分行。截至2017年5月，已经有两家分行分别在天水围北及沙田区开设，另外亦有多部流动分行投入使用，为6个公共屋 提供服务。
香港金融业的未来发展
记者：展望香港金融业的未来，怎样才能更好地培养金融科技人才、持续提升香港的软实力，继续沿着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路径发展呢?
陈德霖：我常说，在国际业务方面，香港竞争优势是存在的，但大家也不能吃老本。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是软实力的较量，软实力包括了人才、法律、监管制度等。金融科技迅速发展更带来了重大机遇，同时，也对金融科技人才库建设及保障消费者方面带来了挑战。为此，金管局推出了“网络防卫计划”(CFI)以及与科院合作推出“金融科技人才培育计划”。在银行业方面，我们由上而下，为独立非执行董事以及银行员工提供了多种形式的培训。
香港的策略定位在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并没有多大改变，都是“背靠内地、面向全球”。每个城市都有金融中介、金融融通的功能，其分别只在于该城市能否吸引周边地区的金融活动。我们与其他的金融市场如悉尼、东京、新加坡等，已经存在相当大的竞争。但相对内地金融活动，因为内地的资本账户管制尚未完全开放，而香港则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因此现在内地并非与香港有直接竞争的关系。那么是否内地资本账户全面开放后，香港就失去竞争优势、被“边缘化”呢?我认为恰恰相反。首先，中国经济目前每年增长6.5%左右，一个12万亿美元经济体能保持这样高速的发展，其金融融通的需求非常巨大。其次，当内地金融体系完全对外开放后，上海、深圳、北京对于国际业务的竞争力固然很高，但香港亦一定会多做内地顾客的生意，因此可以各取所需。金融业不是零和游戏，也不会处于静态。
策略定位不变不代表我们服务水平不变，作为监管机构要与时并进，提供完善的金融环境、监管环境、法规等，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多和内地监管机构联系。香港最初是贸易中介中心，现在贸易仍然重要，但增加了金融业，而金融也是中介业务。香港地小人多，不可能自己发展大规模体系，最有利的策略就是利用内地作发展的腹地。为了维持香港的货币与金融稳定并迅速掌握国际金融市场和监管的最新发展和趋势，金管局一直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及论坛，如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和国际结算银行(BIS)。我亦很荣幸自2017年4月起担任FSB辖下监管合作常设委员会(SRC)的主席。香港在多边组织中担当重要角色，反映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我们的工作备受肯定。
总之，我坚信，内地越开放，香港的作用就越大。内地开放资本账户需要搭桥跟国际接轨，而香港是重要的跳板。当然香港不可能是唯一的连接点，但也不可能没有连接点。美国这么大的经济体，也不是全靠纽约做对外连接点，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都有一定规模和成功的金融业务，每个城市都有自己服务的周边地方。国际金融中心强调“国际”成分，多年来，香港的金融市场在这方面有优势，只要我们不自满，软实力继续提升，前景仍然大有可为。
（编辑：肖顺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