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亏40亿至50亿元！锦州银行业绩“变脸”，引入战投盼转机
在2018年年报“爽约”144天后，锦州银行交出了一份惨淡的答卷。
近日，锦州银行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预期2018年将净亏损约40亿至50亿元，同时预计2019年上半年将净亏损约5亿至10亿元。
“虽对其经营状况不良有所预期，但还是出乎意料。”业内人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
截至8月23日，锦州银行股票仍处于停牌状态。
对于一家城商行而言，亏损50亿元究竟意味着什么？未来，这家银行又是否能够重新“振作”？
丈量：亏损40亿至50亿元的伤害
根据锦州银行发布的盈利警告，该行预计2018年将录得净亏损40亿至50亿元；2019年上半年预计还会有5亿至10亿元净亏损。
对于亏损原因，锦州银行称，主要由于为应对资产质量下行和不良资产未结清余额的增加，以及执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IFRS 9），采用预期损失模型，增加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以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同时，锦州银行还表示，目前公告所载资料仅基于董事会对当前可得资料的初步评估，尚未经审计委员会或外部核数师确认，预期将于8月底或之前刊发2018年年度业绩公告及2019年中期业绩公告。
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锦州银行屡屡延期公布业绩、及遭遇核数师“出走”等一系列风波后，经营业绩不佳早在预料之中，但亏损如此之大还是有点意外。
“对于锦州银行仅半年内便亏损高达40亿至50亿元还是很出乎意料的，可以说它的亏损情况很严重，在银行业也属于较为罕见的。”某银行业资深分析人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坦言。
从披露数据来看，锦州银行上市后多年经营业绩一度表现良好，2017年录得净利润约90.9亿元，2018年上半年录得净利润约43.4亿元。但之后，业绩却发生大逆转。
那么，40亿至50亿元亏损该怎样去量化衡量？
对此，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净亏损40亿元对一家银行算不算多？又是否在锦州银行承受范围内，需要结合其过往历史业绩来衡量，如果过往业绩实力强、家底丰厚，那么还不会达到濒临破产的边缘，只会元气大伤罢了。”
从资产规模上看，锦州银行是辽宁省当地仅次于盛京银行的城商行，截至2018年6月30日，该行共有机构数量237家，资产总额达7484亿元，贷款总额2482亿元，存款总额3516亿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锦州银行不良贷款率呈现攀升态势。2013年至2017年，该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87%、0.99%、1.03%、1.14%、1.04%。2018年上半年，锦州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至1.26%，较2017年末上升0.22个百分点。
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看来，锦州银行业绩“变脸”，仅半年内便由盈利43.4亿到亏损40亿-50亿元，可能与其不良资产增长较快有关。“锦州银行在它的金融投资里有大量的资产投向了所谓的非标资产，当市场发生变化、监管规则出现变化的时候，这种高风险高收益率的资产，风险一下子爆发出来，导致它的盈利状况出现了完全翻转”。
曙光：引入三家战投新股东
在经历重重磨难后，锦州银行似乎迎来“曙光”。在当地政府、银保监局、及央行等相关部门的支持指导下，7月底锦州银行顺利引入三大战略投资新股东。
7月28日，工商银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信达”）、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长城资产”）及锦州银行相继发布公告，宣布该行股份转让的事宜。
工商银行表示，拟通过工银投资出资不超过30亿元受让锦州银行内资股股份，占锦州银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的10.82%；中国信达表示，拟受让锦州银行的内资股股份，占锦州银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的比例为6.49%；长城资产表示，近日与锦州银行部分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拟受让锦州银行部分存量内资股股份。
紧接着，锦州银行高层也来了一轮“大换血”。据悉，锦州银行原行长刘泓因个人健康原因辞任，由工商银行工作超25年“老兵”郭文峰挂帅新行长。在换帅公告发布仅三天后，辽宁银保监局便火速批准了郭文峰的任职资格，与此同时，锦州银行多位高管也获得监管任职资格批复，包括两位副行长杨卫华和康军，及首席财务官余军。
“实际上，对工商银行能派出核心人才来担任锦州银行董事长，是超出预期的。”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坦言，目前对锦州银行而言，最重要是要重塑公司治理体系，“虽然从战略投资者处直接获得资金补充资本解决‘燃眉之急’很重要，但如果‘金主们’仅给钱的作用并不大，需要既给资金、又要输送人才方能真正帮助其真正实现长远发展。”
在业内人士看来，从锦州银行入股的三位股东背景，也能看出监管层的用心良苦。据《国际金融报》记者了解，中国信达、长城资产都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在金融不良资产收购及处置领域经验丰富。其中，长城资产已做过不少经典案例，包括ST东盛、盛运环保(300090)以及超日债等。
“可能后续动作是资产管理公司定增认购股份，同时出资购买银行高风险资产，定增价和不良资产价格将以公司真实资产情况以及市场化形式确定。”中泰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戴志锋称。
此外，锦州银行也在公告中表示，该行董事会相信工银投资、信达投资及中国长城资产的投资将进一步提高该行的公司治理水平及管理和对抗风险能力，并将推动该行未来的发展。
深思：风险处置的最优模式
对锦州银行风险的处理方式，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赞同。
“结合过往经验，锦州银行的处置方式可以说是最优的，很有可能会成为后期处置高风险机构的主流方式。”董希淼指出，就历史而言，监管层对高风险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也采取了几种模式及不同方法，比如，海南发展银行处理方式为破产清算、包商银行采取为行政接管等，但锦州银行的处置方式是相对比较市场化的。
“与其他方式相比，引入工行等财务投资者的方式也充分考虑了其作为上市银行的影响，并综合考量当地经济模式和银行具体困难等多方面因素，更积极稳妥，有助于将风险的传染性和对市场情绪的冲击降到最低，更好地维护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董希淼称，在监管层上半年召开的工作会议中，也谈及今后对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处置尽量是兼并重组，这也反应了监管部门的一个态度。
“随着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推进，部分风险积压的金融机构及产品的出清不可避免，但监管层把握处置风险的力度和节奏，平稳有序化解风险的态度也十分明确，后续金融行业的整体风险可控，爆发系统性风险的概率低。”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湛称。
在受访者看来，从锦州银行、包商银行事件也折射出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生态困境：吸储能力弱，内控水平低，不良飙升，大量依靠同业，成本居高不下。
知名财经评论员李凤文认为，首先，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应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基于种种历史原因，公司治理一直困扰着中小银行规范发展。而完善有效的公司治理，恰恰是中小银行最根本的核心竞争力，是行稳致远、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其次，商业银行应依法合规、审慎经营。这既是银行防控风险的前提，也是稳健发展的基础。因此，银行不仅应避免“跑马占地”式的盲目扩张，杜绝拼规模式的激进发展，还应把防控风险作为重中之重，抓实抓细，除了完善内控制度建设，更应严格管理，发挥各岗位制衡作用，让依法合规真正成为银行的生命线。
第三，应进一步探索完善问题银行处置机制。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市场化机制不断完善，社会公众对金融机构破产问题有了新的认知。
在7月19日金融委召开第六次会议时也强调，当前做好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工作意义重大。把握好处置风险的力度和节奏，坚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及时化解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坚决阻断风险传染和扩散。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完善金融体系内在功能，形成实体经济供给体系、需求体系与金融体系之间的三角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