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招工难及成本高企倒逼机制下，中国服装业走到了产业升级关键时期，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重新配置生产、设计、营销等资源的时代彻底来临了
“一件最困难的事”
“过完年，招工是我们最困难的一件事，”范梅香说。
范梅香是常熟千韧岗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新春后，她给缝纫工的年薪达到三万左右，但招工仍让她头疼。
“这是最大的问题，”龙达飞董事长陆祥龙说，往年企业初五就开工，但今年很多企业在初六、初八，而真正开工大多到了初十，“很多人不愿意出来了。”
“三年前就发现这个问题了，”陆祥龙说，可是今年招工情况更严重了。
虽然，他在2009年底，就和70%的职工签好了合同，但在大年初三，公司还是派人到安徽、苏北等地，去慰问员工和他们的家人。
实际上，此时招工大战已开始了。
“在安徽招工时，我们发现民工被各省企业疯抢，”金坛服装同业商会秘书长王菊富说。
而工资虽然已从1000多元，涨到现在的2300元左右，但常熟等地工人依然供不应求，工人哪里去了？
“本地一线员工老化，或者改行，而本地年轻人在服装业就业的比较少；外地熟练工流失比较大，”常熟服装协会秘书长归无忌说。
“现在农民工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和他们父辈们不一样了。”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陈大鹏说。
对此，百成汇董事长陈志刚深有感触：“现在普工大部分已是80后、90后，他们工作需求不仅仅是工资，还要享受。”
显然，他们和60后、70后思路不一样了，“原来进我们厂，还要开后门，”陈志刚说，而80后、90后对工作要求发生了很大改变，首先工作环境好，工资不要太低，最好每个星期要休息。
满足不了他们的期望值，他们可能就去了其他行业。
比如，河南姑娘顾秀云在一家服装厂，每月可拿到1500元，但看到同乡在电子行业工资高一点，就辞职了。
“现在不是服装厂之间的竞争，而是与其他产业的竞争。”陈志刚说。
由此，“今年年薪三万，也不容易找到好员工，”范梅香说。
更让她担心的事发生了。春节后，范梅香在公司大门口看到一辆宝马车，而三个员工拉着拉杆箱出了厂。车间主任告诉她，这些员工被挖走了。
“今年招工真的不理想，甚至在高邮出现了恶性竞争，有企业拿出3000元补贴挖工人，而另一个企业则提出给4000元。”
一些工人也开始跳槽。
比如在金坛，部分技术熟练工不固定在某个企业上班，哪个服装厂需要就到哪儿去帮忙，按小时计工资。
于是，专门带领农民工“跳槽”的“工头”产生了，他们常常带着几十人从一家工厂跳到另一家。
这让企业非常头疼：“这是恶性竞争啊！有时加200块，就能马上被挖走几十个工人。”
面对这样的局面，陆祥龙也在反思：为什么有些厂可以，一些企业就不好呢？
其实，在他的企业里，他对职工如子女如朋友，工人家里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我都全力以赴”。
而近年来，金坛市也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督促企业对外来人员养老保险、子女入学等方面与当地员工平等。
同时，金坛还实行社会责任体系，企业生产生活环境大大改善，工人待遇等也有大幅度提高。
第三次浪潮
推行社会责任，无疑问加重了企业负担。
显然，廉价劳动力时代已成为过去，中国比较优势逐渐在消失。
“一个职工年薪已两万五，”陆祥龙说，今年还要提高15%。
而目前，江苏要求给所有员工都要上相关保险，如此一来，企业每年要给每个工人多付5千元，“这样压力大了”。
“不转移，将来可能真的没有劳工了。”陈志刚说。
而千韧岗早已在苏北建立了生产基地，其公司董事长4月份还要到铜陵去考察，在老工人家乡布局生产基地，让他们回家做车间主任、做缝纫工。常熟不再是生产基地，而是他们的研发和销售基地。
其实，雅戈尔、鲁泰、溢达等企业，已纷纷在西部设立了工厂，甚至有企业把工厂开在越南等国家。
“拐点来了，”有专家说，经过30年高速发展后，成本直线上升，东部企业转移的拐点到来了，产业升级的拐点到来了。
而这30年高速发展，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危机为我国带来了大量投资，掀起了我国服装产业工业化第一次浪潮。
也正是这次浪潮，彻底打破了我国服装产业布局。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集中在内陆城市，此次转移的结果是，80%产能又开始集中在了沿海地区。
尔后2000年，全球经济走出亚洲金融危机阴影，尤其我国加入WTO后，成为欧美产业转移首选的中国，迎来第二次产业浪潮，但东部产能过于集中的局面并没有改变。
危机背后是机遇，目前的金融危机，会给中国服装业带来第三次发展浪潮吗？
凭借中西部资源优势，以及在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大背景下，服装产业“作为民生产业，在13亿人口的中国，应该是东西南北中几个区域都有，而不是局限在个别区域。”中国服装协会产业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陈国强说。
而“能否按照科学发展观，促进产业结构梯度转移，在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老工业基地构筑起更强的产业链，关系到我国能否从服装大国转变为强国。”中国服装协会会长杜钰洲说，这对中西部等地区是一个好的机遇。
他强调：产业转移不能转移落后，不是单纯凭比较优势，而是要先进技术和比较优势结合。
“东部趁搬家之机‘弃旧择新’——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加大科技投入。”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政说。
而中西部要健全产业链等环境，“品牌转到内地来，也不要只是一个厂的转移，而是系统转移。”湖北省服装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林友松说。
“产业转移至少包含制造业、零售业，服务业、物流产业的转移；同时也是文化、创意时尚产业的转移。”七匹狼董事长周少雄也这样说。
而要完成高层次转移，“企业之间要开展资源、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多元合作，学会用新技术、新观念武装发展服装产业。”陈国强说。
比如，李宁在荆门工业园，是公司和其供应商一起打造的，核心企业是由广东、上海、福建等各地多家公司组成。
“我们不要担心被整合，只要能整合，就能优化自己。”比蓝国际投资顾问总裁李凯洛说。
如此以来，中西部地区发挥资源优势，发展纺织服装加工基地，沿海企业则利用研发、品牌等优势，重点发展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产品，从而形成东中西部优势互补的区域布局。
问题是，东部企业在沿海还有多大提升空间？
第二产业链
实际上，“产业转移,是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的经济互动。”陈国强说。
就如意大利企业，不断剥离不具竞争力的相关环节，但研发、创新却持续提高，“这是产业形态的改变，”陈大鹏说，现在中国很多企业已不是管理多少工人的问题，而是把握一个管理系统，把环节进行合理分配、重新建构的问题。
而现在欧美企业转移，不仅仅是生产，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也开始转移，并且“转移结构高度细分，”陈国强说。
借助此次“智力”转移，中国品牌开始了国际品牌收购，很多资源也开始为中国企业所用，歌力思聘请了国际大师JEAN PAUL KNOTT，七匹狼和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DANIEL FARET合作“SEPTWOLVES”品牌，鄂尔多斯请来香奈儿前艺术总监吉乐·杜福尔担任设计总监……
其实，产业转移既有“水往低处流”，也会“人往高处走”，一些企业开始把研发、营销中心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反方向转移”。
比如，目前很多泉州企业纷纷将营销、运营、设计研发中心迁往厦门，“泉州的制造基地与厦门的营销研发中心相结合，是一种产业分工”七匹狼副总裁吴兴群说。
“生产转移的同时，品牌价值要提升，渠道、研发，文化都重新整合，打造创新内生力。”陈大鹏说。“我认为把产品开发好，把网络扩大，就不怕没有地方加工，”陆祥龙说，他现在把主要精力放在产品开发、网络建设等方面。
于是，他在提高绩效同时，组建了近90多个人的研发团队，并启动了“劲马”，更重要的是，龙达飞建立了企业、加盟商、消费者三位一体的“诚信利益共同体”。
在金融危机肆虐之时，江苏华伦天怡选择自创品牌，把营销中心和设计中心放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上海歌来娅服饰有限公司。
同样，陈志刚依托百成汇，推出了贝纳·川，试图打破单品代理模式制，尝试加盟，并于2009年10月，在连云港、盐城、无锡开起了终端直营店。
而2009年款式创新，让千韧岗尝到甜头，“几款卖暴了，”范梅香说：大众时尚慢慢火了。
“九鹿·王”将苏绣与现代商务男装结合，使其产品在设计、裁剪、做工、整烫等环节达到“苏绣”般精致。
而去年10月底北京，“例外”及其子品牌“无用”再次出现在Icograda世界设计大会的主场地。
其实，最近几年来，中国设计师与在纽约、伦敦、巴黎、米兰四大时装周都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在新发展时期，关键就是要抓住‘第二产业链’。”陈大鹏说，这包括了从研发到营销到文化创意品牌“软实力”所有的重要元素。
这是问题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