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政府审议通过并印发了《“十四五”时期提升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能级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沪府发[2021]2号）。《规划》明确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进入加快提升能级的新发展阶段，服务于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按照《规划》，上海要在“十四五”时期，实现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能级跃升，基本建成全球贸易枢纽、亚太投资门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亚太供应链管理中心、贸易投资制度创新高地，全面建成国际会展之都。日前，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特邀四位专家撰文，对《规划》进行深入解读。
构筑全球贸易枢纽 打造亚太投资门户
“十三五”时期，上海基本建成了与我国经济贸易地位相匹配、在全球贸易投资网络中具有枢纽作用的国际贸易中心，在规模指标上实现了“大满贯”：上海口岸贸易额位列世界城市首位，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1年居世界第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电子商务交易额、服务贸易额均位列全国城市首位；上海成为中国内地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集中的城市，跨国公司产业链布局的首选城市。
“十四五”时期，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地缘新特征新变化，既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更蕴含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一方面，全球贸易壁垒增加带来新变化，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制约因素增多、不确定性加大，全球供应链深度调整形成新布局；另一方面，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引领新变革，特别是数字经济与贸易规则的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十四五”时期，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发展目标瞄准能级的全面跃升，首位任务是基本建成全球贸易枢纽与亚太投资门户，顺应了国际贸易发展的三大基本逻辑和趋势——投资驱动贸易、数字驱动贸易和规则驱动贸易。
集聚驱动贸易 构筑全球贸易枢纽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就是能级跃升，而这要依赖于要素资源的集聚和高效配置，加快形成贸易规模稳定、集散功能强劲、竞争优势明显、链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全球贸易枢纽，成为服务经济和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全球高端要素的引力场、融入全球产业链的桥头堡。
立足于“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规划》提出两条基本路径：一方面，夯实要素资源的国内区域集聚，打造联动长三角、服务全国、辐射亚太的贸易枢纽。高水平建设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将其打造成开放共享的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引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引擎。另一方面，顺应全球供应链深度调整新趋势和世界产业链区域化特征，特别是与日本、韩国、东盟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良好的贸易联系，增强全球产业链向我国及长三角地区集聚。
投资驱动贸易 打造亚太投资门户
以服务业的新一轮开放为突破口，将上海打造成新时期外资首选地，构建面向全球的投资促进网络。加快电信、科研和技术服务、教育、卫生等重点领域对外开放，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推动银行、证券、保险、期货、信托投资、资产管理、评级等金融领域开放措施率先落地。
实施“总部增能计划”，打造高质量外资集聚地。鼓励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面向全球的资产管理中心、销售中心、采购中心、供应链管理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和开放式创新平台，构建外商投资全生命周期服务链。
打造“一带一路”对外投资合作桥头堡，集聚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本土跨国公司，通过投资创新打造新型国际贸易发展高地，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能级。例如，探索建立“一带一路”投融资中心，引导更多社会资金共同参与。将投资驱动贸易作为推动贸易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动力，推动上海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体系。
数字驱动贸易 建设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核心要素，以数字技术和现代信息网络为支撑，通过数字产业和数字部门增长、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新型经济形态。世界主要国家和经济体在数字经济与贸易上的竞争日趋激烈。
《规划》提出了建设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的战略任务。以数字基础设施、市场主体集聚和公共服务建设为突破口，加快建设要素有序流动、功能完善、总部集聚的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推动虹桥商务区等特定功能区域建设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数据枢纽平台。打造长三角全球数字贸易高地，建设数字贸易跨境服务集聚区以及大数据产业集聚区。
如今，数据资源的开发、算法、定价、流动与保护等深层次问题成为全球治理难题。《规划》注重探索推进数字贸易规则制度建设，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上先行先试，更好地代表国家参与国际数字经济竞争合作，尤其是国际数字经贸规则博弈。围绕数字资产的确权、定价、交易、存储、转移等关键环节，健全数字经济领域知识产权综合服务、跨境支付结算服务。强化数据共享功能和综合配套服务功能，为数字贸易企业“走出去”提供数据合规咨询服务。
规则驱动贸易 率先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我国进入了以制度型开放为主的新阶段，这是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鲜明特征。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不仅意味着更深领域、更加全面、更加系统的开放，而且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更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举措。
《规划》中，提出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在制度型开放、增强配置全球资源能力等方面先行先试、形成能复制推广的经验，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超一流营商环境，构筑贸易投资制度创新高地。健全适应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法规制度体系。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条例以及数字贸易、电子商务、市场体系等重点领域地方性法规立法修法，强化对新业态、新领域的法治支撑与保障。
当前，全球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加速重构国际经贸新规则，高标准国际经贸新规则和新议题不断涌现，呈现出开放政策制度由边境向边境内延伸、开放政策制度体系的系统集成程度更高、开放政策制度由标准化向定制化转变等新的特征和趋势。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应着力推动开放政策制度由单项政策向系统改革拓展、由标准化向定制化深化，成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先行者。“十四五”期间，重点推进浦东新区、自贸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浦东新区率先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率先加大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对外开放力度。自贸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则是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试验田。
通过制度型开放 扎实推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能级跃升
过去5年，以贸易集聚、资源配置和贸易创新为代表的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核心功能得到全面提升，已基本建成了与我国经济贸易地位相匹配、在全球贸易投资网络中具有枢纽作用的国际贸易中心。“十四五”时期，上海应率先探索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而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能级跃升，将是打造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重要支撑。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能级跃升需要制度型开放
2020年以来，尽管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面临着更加深刻复杂的外部环境，但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上海须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规划》明确提出，以“提升开放能级、增强枢纽功能”为主攻方向，上海将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高能级市场主体的集聚、高标准投促体系的健全和高水平服务系统的集成；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率先建成贸易流通更便利、法治保障更健全、专业人才支撑更完备的贸易投资制度创新高地。总之，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制度型开放，已成为战略选择。
制度型开放 确保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能级跃升具备高起点
“十三五”期间，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已经为制度型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主要包括：
一是构建完成与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相衔接的贸易中心法制框架。上海加快推动了商品流通、家政服务业、会展业、外资领域立法，尤其是出台了我国首部地方外商投资条例；与贸易中心建设相匹配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体系得到完善；建立完善了本市重点产业安全预警监测体系。
二是贸易制度创新持续深化，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取得新突破。建立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形成了与国际通行规则一致的市场准入方式，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从2015年的122条缩减至30条；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模块增加到10个，覆盖23个部门；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成员增至12个经济体22个示范口岸；临港新片区制度创新已初现成效，312家优质企业进入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名单，享受跨境金融服务便利。
三是营商环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形成了透明、规范、高效的贸易便利化环境。符合高标准贸易便利化规则的贸易监管制度更加完善，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口岸监管服务模式；跨境贸易便利度不断提升，2019年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中排名全球海运经济体第5位；推出重点商圈“上海购物”诚信指数和全国首份市场信用奖惩清单。
制度型开放领域取得的突破和积累，确保了“十四五”期间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站在了更高起点之上。
制度型开放 扎实推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能级跃升
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能级实现跃升”总目标下，《规划》明确列出6个具体目标、23条重点任务措施，配套“11项行动”，组成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统筹谋划和重点推进。其中，制度型开放重点助力两个具体目标。
针对“打造亚太投资门户”，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举措包括：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率先形成与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构建面向全球的投资促进网络、外商投资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打造“走出去”公共服务体系升级版等系统措施。以此实现打造“新时期外资首选地”“高质量外资集聚地”和“‘走出去’对外投资合作桥头堡”等三项重点任务。
针对“形成贸易投资制度创新高地”，制度型开放举措包括：支持浦东新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率先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支持自贸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试验田；建立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一致的跨境服务贸易制度；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实行更大程度的压力测试，加快推动自贸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由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开放转变；健全适应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法规制度体系等系统措施，以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任务目标。
此外，制度型开放的衡量是《规划》重点选取的指标之一，其中“治理水平”专门用来衡量上海制度型开放贸易投资制度建设水平，以确保制度型开放举措能够真正落地。而《规划》中“全面提升防范应对风险能力”的保障措施，则为制度型开放扎实推进国际贸易中心能级跃升提供了安全阀。
制度型开放 助力实现国家赋予的战略定位和重要使命
制度型开放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能级跃升，不仅能够坚实支撑上海实现高质量发展，更重要的是，能够进一步扎实推进上海实现新发展格局下国家赋予上海的战略定位和重要使命。即：探索服务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以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高的起点上构筑服务全国、辐射全球的新平台、新网络，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同时，上海制度型开放取得的经验与成效，能够为新发展格局下国家层面制度型开放的整体推进作出更大贡献。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助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能级提升
《“十四五”时期提升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能级规划》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要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相较于“十三五”时期建设国际消费城市多出的“中心”二字，强调了上海衔接国内和国外资源，在消费的集聚性和辐射效应方面的突出作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事关前台消费本身的提质升级，还需要在后台现代流通体系的完善、全球供应链的打造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配合；不仅要“顶天”，关注高端消费和服务，也要“立地”，关注基本民生和保障，具有温度和温情。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助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能级提升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
一、创新高端消费供给是构筑消费新格局的重要体现
高端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是衡量消费中心城市国际化的重要指标。上海要对标国际发达城市，从国际视野、以国际标准来提供高端国际品牌、新兴时尚品牌，支持国内外的首发、首店和首秀。《规划》明确提出，注重本土品牌的培育和发展，鼓励本土企业打造自有品牌，创新发展老字号。在消费场所方面，通过多层级的商业地标和多样化的特色街区满足不同层次、不同人群和不同需求的商品和服务供给，既有世界级的“消费金腰带”，又有差异化、特色化的区域商圈和商业街区，以夜间经济地标促进夜间经济的发展，以免税经济带动境外消费的回流，吸引外来消费。
二、吸引外来消费和本地生活服务升级是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的具体要求
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承载区，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带动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创新发展尤其关键。一方面，通过举办“五五购物节”与长三角其他城市的联动，以及与上海时装周等其他大型活动的联动活动，打造“上海购物”的品牌体系，发挥上海消费的辐射效应，扩大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作为超大型城市的基本民生保障是上海“温度”的体现，特别是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危机时。探索主副食品保供体系，提高城市保供能力，优化社区商业，完善十五分钟社区生活圈，提质扩容家政业，旨在为居民提供安全、健康、丰富、便捷的服务。
三、服务消费升级和数字化转型是国内大循环畅通的重要推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人民对于精神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服务消费升级已迫在眉睫。《规划》提出，利用上海不同区域的资源优势，打造文旅休闲集聚区，在倡导全民健身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引领性的体育项目。面对上海老龄化严重的社会问题适时提升健康和养老服务，建设医药流通业集聚区。把握数字经济的脉搏升级信息消费，推动电子商务的创新发展，加快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实现生活服务数字化、终端设施智能化，推出智慧商圈和智慧购物示范场景等。
四、发挥进博会溢出效应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力承载
会展经济不仅能够提高企业的知名度，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进博会所带来的全球最前沿的行业信息、商品信息和政策信息会产生的强大的市场集聚效应，创造一个“买全球、卖全球”的开放性平台，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全球贸易要素集散中心，并迅速辐射全国和全球。进博会不仅仅是引进国际优秀产品，还要推动中国更多的企业和品牌走向海外市场，《规划》提出，通过打造“全球新品首发地”，鼓励老字号、非遗品牌推介，采取进口博览会“6天+365天”交易服务平台增能行动等，借助进博会的发展加强国际宣传推广，促进形成联动长三角、服务全国、辐射世界的贸易格局。
五、深化流通体系改革和内外贸一体化是消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双循环的运行需要强有力的内在支撑体系。现代化的商贸流通体系是国内大循环的基本保证，也是支撑双循环能够有效运行和衔接的关键。《规划》中提出的打造多渠道、多层次、立体化的现代流通体系，培育具有竞争力的现代流通企业，有利于上海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的基础上，带动更广阔的全国大循环；通过打通内外贸流通堵点，促进内外贸一体化，打造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有利于上海在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桥头堡的作用，推进消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预计到2025年，上海将建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流通企业，形成立体化的国内现代流通体系和亚太供应链管理中心，引领全球消费潮流，依托进博会的辐射效应，基本建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大大提升国际贸易中心能级。
推进虹桥商务区打造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
2009年上海正式推进虹桥商务区建设，并定位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新平台。经过10余年推进建设，尤其是进口博览会举办对联动长三角、服务全国、辐射亚太的进口集散地的打造，虹桥商务区“大贸易”框架已经完备。
《“十四五”时期提升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能级规划》提出，“构建高端资源配置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提出，2025年“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功能框架与制度体系全面确立”，虹桥商务区发展的新方位、新定位和新路径进一步明晰，即依托其特殊的区域优势，发挥贸易纽带作用，完善贸易功能和制度框架，提升高端资源配置能力，为上海服务新发展格局发挥支点和战略链接作用。
一是发挥长三角区域枢纽区位优势，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成为区域市场链接的资源配置枢纽。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发展与所在区域市场规模、内容和地位紧密关联，从内区域来看，长三角是我国人口最多、市场最大的区域之一，以服务辐射长三角货物集散为主要功能的上海口岸贸易额已经超越香港、新加坡、东京等城市。从外区域来看，RCEP的签署将使得亚洲市场内部合作性和全球地位进一步提升。《规划》指出，上海跨国公司总部还少于新加坡和香港，本土跨国企业总部少于东京，对市场资源配置能力有待增强。随着长三角区域、亚洲区域市场一体化推进，虹桥商务区需充分利用长三角区域枢纽区位优势，从提升总部功能发力，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成为长三角区域和亚洲区域市场链接中的资源配置枢纽。
一方面，要提升主体贸易营运功能。从点上政策突破到从面上统筹，对外汇、人才、贸易便利化、数据跨境流动进行系统安排，集聚跨国公司总部。从结算、采购、营销、物流、分拨等功能层面进行分类施策，推动贸易主体营运功能衍生。发挥金融、保险、咨询等专业服务优势，成为长三角区域企业国际营销网络开拓通道。另一方面，要打造贸易性机构集聚区。贸易性机构虽不直接参与贸易活动，但能带来国际会议、展览和商务开展，具有类总部功能，国际贸易中心城市一般都是贸易性机构集聚地。进口博览会举办以来，境内外贸易性机构落地需求明显，虹桥商务区可通过打造贸易性机构集聚区，“吸引集聚国际经贸仲裁机构、贸易促进协会商会等组织”。
二是依托长三角区域产业基础体系优势，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枢纽内涵创新。服务化和数字化是产业链提高增加值、价值链地位跃升的路径，《规划》提出虹桥商务区“打造新型国际贸易发展高地”，不仅有助于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枢纽内涵创新，而且通过服务和数字赋能，提升长三角产业国际竞争地位。一方面，服务贸易的发展，不仅能够产生旅游、运输、金融、专业等服务贸易创造效应，而且使得货物贸易增加值得到提升。虹桥商务区借鉴纽约、伦敦等经验，以货物交易为内容，以金融、专业服务贸易为支撑，重点发展大宗商品现货和期货交易市场，掌握进口商品交易定价权。借鉴香港、新加坡等经验，以货物为服务对象，发挥采购、订单和结算等服务优势，实现离岸贸易创新突破。发展研发、维修、会展等服务，为长三角区域生产制造提供增值服务配套。另一方面，电信和互联网技术革命使得远距离协调复杂的活动变得更加简单、迅速、安全，以货物为载体的程序、技术、书籍等可以在线传输，以商业存在形式实现的金融、保险、支付等服务贸易，可以在线交易和交付。虹桥商务区可依托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建设，提升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和便利化水平，通过“创建国家跨境电商示范园区”“建立虹桥临空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推动贸易数字化和数字贸易规模化跃升。
三是发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体制机制建设，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成为制度创新高地。知识产权保护、环保、劳工等高标准“边境后”规则日趋成为全球经贸博弈焦点，虹桥商务区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不仅有助于打破国内和国际循环体系之间所存在的藩篱和壁垒，而且为上海贸易制度创新先行探路。一方面，“巩固和放大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国际影响力”，发挥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全球经贸高端对话平台作用，围绕全球经贸形势、发展、规则等主题，拓展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环境等“边境后”经贸话题，增强“中国方案”与国际规则的衔接与兼容。另一方面，以进口市场一体化为突破口，探索实践“边境后”经贸规则。
根据《规划》，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合作机制推进以来，已经在重要产品追溯信息互通、“单一窗口”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等方面取得成果，“十四五”时期，可在虹桥商务区推进长三角区域市场协调与审查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的实践，为我国开展竞争中性原则先行先试；建立长三角区域议事协调与争端解决机制，为我国探索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相关安排；建立长三角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扩大知识产权保护的适用范围，放宽可注册商标要素范围承诺，探索允许气味等非可视物注册商标，完善知识产权边境保护制度等先试先行；依托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探索实施环保措施和贸易规则协调统一。（作者 殷德生 黄鹏 曹静 张娟）
转自：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