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男排
■本报记者 谢笑添
京沪两强连续第三年会师男排联赛决赛，争议远比以往更多。除了判罚精准性备受质疑的鹰眼挑战，北京队新外援库比亚克的动向也成了舆论交锋的另一话题。对于不怎么熟悉男排联赛的球迷而言，这位波兰男排当家球星的加盟甚至可以说是颠覆了认知———一个成立已逾廿年、致力于向职业化迈步的联赛，其规则竟然允许球队在决赛前夕临时引援。
关于这起风波，从北京队主教练李牧的言论中还能捕捉到更多信息。按中国排协规定，外援转会除了需要工作签证，也需履行国际排联的转会程序，但至今尚未形成明确的流程。“过去，两道程序是同时进行的，中国排协也从未提出异议，但引进库比亚克时，中国排协要求我们得先办理好工作签证后才能办理国际转会手续。”李牧的这番话解释了库比亚克决赛首场作壁上观的缘由，而后者在第二、三场的惊艳表现则足以说明，为何阵中已有两位外援的北京男排愿为一位球员的加盟如此大费周折。而上海男排也曾考虑过在决赛期间签回上赛季效力本队的德国强力接应格罗泽，但这笔签约最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
作为世界级主攻，库比亚克不仅能与北京队天才接应江川共同承担起进攻端重任，其夸张的防守面积与几无短板的全面技巧亦能在其他环节帮助球队。即便与球队的磨合时间有限，在整体水平偏低的男排联赛，如此重磅的临时引援对于竞争关系的平衡有着破坏性的影响。在男排联赛决赛打响前，外界的普遍观点是上海队的实力略胜一筹。然而，在昨天的第三场艰难逆转北京队后，向来心气颇高的上海队主教练沈琼却略显反常地直言，对手的实力已在己队之上。“面对库比亚克这样的世界冠军队球员，就算赛前知道他会更倾向于直线、斜线还是空吊也没法做特别布置，毕竟他临场的变化实在太多了。”
引发类似质疑的还有富有中国排球特色的二次引援政策。这一政策颁布的初衷显而易见，在如同一潭死水的排球市场，为了促进人才流动，允许球队在某一截止日期前从已被淘汰的球队中引进一定数量的球员。如此一来，因身处弱队而缺乏关键赛事经验的优秀球员可以在更大舞台登场，而联赛的观赏性也因优秀球员的汇聚而得以提升。本赛季，二次引援的截止日期被延后至半决赛开打前，无疑将这一政策的影响进一步放大。京沪两强均用满了两位引援名额，四位新内援毫不意外地进入了各自球队的首发阵容。其中，全明星副攻饶书涵的加盟让本就拥有张哲嘉的上海队建立起了联赛中最强硬的防空线，来自山东男排的接应王径一更是填补了受伤病困扰的戴卿尧的空缺，屡屡成为球队的主要得分点；而在北京队方面，国手李润铭对于球队的实力提升同样不言而喻。遗憾的是，与二次引援政策的本质一样，这些正面影响的前面都不得不加上一个定语：“临时”。而这一政策对于联赛的负面影响，甚至是伤害，却可能长期延续。
在谈及外援政策的消极面时，舆论常常会提及国内球队青睐某些特定位置外援。正如京沪两强首发阵容中的四位主攻均为外援，让这一本就在国内缺乏厚度的位置陷入了本土主攻无球可打的恶性循环。同样，二次引援政策虽有助于强队补足短板，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年轻球员通过关键大赛成长的机会。最鲜明的例子，在接应位置上本就拥有老将张磊压阵的上海女排，又通过二次引援引进了实力不俗的曾春蕾，队中年轻的潜力新星秦思宇几乎就是在场边看完了最后两轮决赛。从另一面来看，年轻球员的机会确实需要自己争取，但如果从动机的角度分析，二次引援政策更大的危害其实在于麻木球队的危机意识———当球队在某一位置存在着薄弱短板时，只要这一转会政策继续施行，就始终有快速解决的方法。
这样一来，就再一次回到了最初的那个话题，即竞争的公平性。二次引援的临时性决定了被淘汰球队不存在不放球员向外流动的动机，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幸存的强队不必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完成补强，使得天平在顷刻间剧烈摇摆，譬如在半决赛中同时拥有了多达六名国手的江苏女排。尽管受困于失败的球队磨合与战术设计，这支夺冠大热遭上海女排逆转，却丝毫无碍外界铺天盖地的质疑。值得质疑的除了二次引援政策对于公平性的破坏，其实还有球员转会流通的逻辑。既无球员交换，又无资本运作，很多时候，临时转会之所以能够成行不过得益于两家球队之间紧密的人情关系。在标榜职业的男女排联赛里，这多少显得有些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