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在北京生活了17年，我目睹了四环、五环的对外扩张，冰雪的逐渐减少和雾霾的肆虐，我也目睹了房价过山车一般的飞涨。迄今为止，仅仅我一个人，就缴纳了至少数十万的各种税收，如果算上首次买房去年换房，我缴纳的税收总额至少超过了150万。 尽管在北京做了十几年的记者，我仍然没有北京户口，没有喝到这一杯甜酒。
由于住在五环之外的天通苑，与朋友聚会大大减少，晚上的活动基本不参加。妻子上班的地方在西南四环外的大兴西红门镇，每天5点半起床，仅坐车到单位就需要两个多小时，每天耗费在路上的时间超过5小时。因为菜市场离家较远，买菜成了一个费时耗力的体力活，每次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
另一方面，我无法舍北京而另往他处。这里承载了我部分的梦想和追求，它和职业融为一体。作为一个拥有两万册图书的爱书人，我无法想象在别的城市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读到喜爱的好书。全国五百多家出版社，北京就集中了三百多家，还有数以千计的各类民营图书公司。以购书而论，无论是实体书店还是网上书店，北京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便利。各个领域世界级的学者、专家和作家，也频频光临北京高校或研究所，各类名人明星，你或许都有机会见到。
选择怎样的生活，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哪一座城市最适合你，哪里就是家园。1949年的北京，仅有一百多万人，绝大多数的北京人，都是此后迁入。作为一座移民城市，总体而言，它仍然是中国最开放和最包容的城市之一。它容纳了众多我这样的北漂，既有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也有遍布各个城区的农民工。
个人选择的生活，不可能脱离国家发展阶段和时代的影响。以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而论，中国人绝对算不上富裕。按照福布斯2015年定义，中国中产阶层的标准为年收入1至6万美元。而现实的情况是，年收入超过40万元的工薪族很少。
傅高义《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中显示，1959年时，日本东京M町的中产家庭只需要男主人一人上班，即可解决全家的住房、生活开销、教育等所有问题，在其后的30年里，这些中产家庭普遍生活富裕。两相比较，在北京的工薪族，一人上班全家不愁的可谓凤毛麟角。
北漂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早已经过了精心的计算和多方面的权衡。其中，既有工作机会和收入的考量，也有人文环境的依赖；既有视界的扩大和见识的增加，更有各类公共资源的享用与获得。北京有很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外地人也能部分享用。
北京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成功。追求智慧、品性、识见的人，可能因为难以解决自己以及家人的生计，不得不另投他处；追求权力、地位、财富的人，可能因为机遇、资源和能力的欠缺，竹篮打水一场空。然而，更多能够吃苦耐劳的人，在这里解决了生计和温饱，并维持了家庭的开销。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绝大多数中国人处于前四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生存压力过大，导致了中国人的普遍焦虑。在法治不健全和制度变革尚未完成的当下，追求尊重和自我实现，仍旧困难。按照陈嘉映的说法，幸福生活与良善生活有一定的差别。 “幸福更多与天真、善良相连；良好生活更多与品格、灵性、有所作为这些更积极的内容相连。”
作为公民，制度的不完善，恰恰需要更多人一起来推进。没有人能够应许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每个人都可以建设和改造。无论好和坏，人们都无法拒绝既有的现实，无论是追求幸福生活还是良好生活，都必须展开相应的行动。如果人人怀着搭便车的心理，社会环境就难以变好。
无论选择怎样的生活，都意味着有得有失。我不敢妄称自己过着良好生活，但这不妨碍我追求尊重和自我实现。为自己的未来和子孙后代计，对于现实，少一点怨天尤人，多一些行动和参与将更为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