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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团队有八个人,大家通过编剧软件分工协作。
这款软件有基本统计功能,可以统计出每个角色说了多少对白,每个场景用了多少遍,还能看到每个人物戏份的曲线。
如果发现第一男主角台词比第二男主角还要少,那肯定就出问题了。还可以通过软件分析情节点是否充分,人物的比重过高还是过低,帮助编剧们达到三幕七个情节点的基本要求。
《流浪地球》现场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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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辑工作由香港著名剪辑指导张嘉辉负责。剪辑并非从电影拍摄完成后才开始,在故事板阶段,张嘉辉已经开始了删减工作。
故事板本来有三个小时,张嘉辉看完剧本后,把一些对剧情没有太大影响的戏进行了删减,比如一场在通道里开枪抢东西的场面混乱的动作戏。
张嘉辉把故事板删到了两小时以内,避免了不必要的拍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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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的编写,是《流浪地球》最开始的工作,做了八个月。
编剧严东旭等撰写了包括自然环境(世界版图、生物群落、大气现象等)、人类社会(世界人口、政治、社会分工、行政版图、经济与物资、家庭与日常生活、文化娱乐体育教育等)、技术概况(行星发动机、地下城、高速地表运载车、外骨骼装甲、补给站、“领航员号”空间站等)在内的详细“世界观”,设定了《流浪地球》的故事背景。
严东旭认为“世界观”的建立就像冰山,90%是沉在水下没有呈现在电影中的,但如果没有这90%,就无法支撑电影中的那冰山一角。
《流浪地球》中的上海奥运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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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创团队还撰写了从1977年到2075年的百年编年史。
在编年史中,“2018年,前氦闪研究小组专家刘欣推出‘流浪地球’模型,第一次提出行星发动机概念”;“2075年4月24日,木星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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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和原著很不同。电影的故事源自刘慈欣两万字原著中的两个自然段,大概一两百字:地球经过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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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团队花了大量时间去解决文化语境的根本问题。
编剧严东旭说,“我们这个民族特别渴望看到国家和民族崛起的一天,在当下今天,对民族地位还是有信心不足,放在科幻电影上信心更是不足。所以在解决语境问题上,我们花的时间最长。比如世界发生空前的灾难,为什么拯救地球的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人。我们要通过剧本让大家相信,我们选了中国人,这么一帮人怎么化解这个世界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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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年底,制片人兼编剧龚格尔写了第零稿剧本,那个剧本比现在的范围要小,聚焦于一个地点、一件事。郭帆看完后认可了冒险动作的部分,但认为“全球感”“征途感”“跨越感”还不够大气,于是2016年开始调整方向,变成了全人类一起去救援、共同完成一件事情、寻找地球生存的希望,这个方向定下来就再也没有变过。
郭帆回忆,他和编剧们讨论了三天时间,如果电影中的灾难事件真的发生,现在的地球人会不会把发动机建立起来,最后推导的结果是可能建立不起来人类已经完蛋了。所以剧本中设置了一个美好的世界,人与人之间少一点怀疑,可以彼此信任,特别是在最大的危机下可以团结一致,去解决问题。
于是这是一个没有超级英雄的世界,剧本中营救的氛围是,不是一个发动机出了问题,而是五千座发动机出了问题,有五千个救援队去解决问题。李光洁和带领的救援小分队只是五千分之一。
李光洁饰演的救援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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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郭帆去旧金山和工业光魔聊合作。
这个做过300多部科幻大片、包括《星球大战》这样史诗级科幻片的公司很好奇,为什么有这么人去参与救援?而不是一个超级英雄?郭帆想了想,可能是因为我们人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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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工业光魔感到兴奋和奇怪的另一点是,当地球出现危机时,中国人为什么不是离开地球,而是带着地球跑路?郭帆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自己刚买了房子,房价贵,得带着房子离开,但是后来往深一想,这是跟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有关。
“西方的文化很久以来就是一个海洋性文明,包括英国殖民的时候他们寻找新的家园,然后出现在美国,他们是一个不断往外走出去的民族,是面朝大海,仰望星空的。中国人不是,几千年来我们是面朝土地背朝天的,我们从小就被告知我们是中央之国,我们的土地每一寸都不能让出去,我们甚至可以为此跟你拼命。我们对土地情感的那个核让他们觉得我们奇怪,但刚好就是我们的独特性,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中国科幻的一个形态。”
《流浪地球》剧组寻找了很久的中国科幻内核,在那趟美国之旅中确认了答案。
《流浪地球》导演郭帆(摄影: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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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帆和龚格尔在剧本创作伊始,就对“科幻”有明确的克制:视觉与审美也不能拔得太高,否则很难建立一个中国观众易于接受的语境,重点应该是基于最普世的情感,以及朴素却又因为时空特殊性而形成的人物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