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暂住证相当于在北京的身份证明。2016年10月，随着北京取消暂住证，老韦手里的这两个红本儿，也成了见证历史的老物件儿。
寄语改革开放40年
我家三代都是纯农民，要不是改革开放，我根本没有机会从安徽农村跑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来务工，可以说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在北京打拼30年，我见证了北京“菜篮子”的变化，也见证了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刚开始卖菜的时候，也就是土豆、白菜、萝卜、西红柿这些大路菜，现在增加到两三百个品种！像西兰花，十几年前专供大饭店，现在随便哪个市场都能买到。
——韦玉华
在京打拼30年，韦玉华乡音未改。这位安徽含山县农民，现在是新发地百舸湾物流公司的总经理，承担着北京270多个小区的“蔬菜直通车”业务。说起改革开放，56岁的老韦忍不住用了“刻骨铭心”四个字。“要是没有改革开放，像我这样的祖辈三代纯农民，不可能进城；要是没有改革开放，我在北京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
作为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韦玉华的改革开放记忆始于一列绿皮火车。
1988年正月初十，他瞒着家人，偷偷坐上了开往北京的1274次列车。
为什么选择来北京？“老乡看老乡呗！”韦玉华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韦玉华邻村有几个胆儿大的，跑到北京卖菜，春节回家个个一身呢子大衣。“当时羡慕得我呀，眼睛都看直了。”他回忆。
靠着老乡帮衬，韦玉华从炸油条、卖早点开始干起，慢慢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五六年后，他甚至还开起了一家像模像样的酒店。而正儿八经地卖菜，则始于1995年。“当时，为了平抑菜价，北京市政府号召批发市场直接把蔬菜运到社区，直供直销。”韦玉华从电视上看到了这则新闻，凭着南方人特有的精明，他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当即组织几名老乡从大钟寺农产品批发市场租了一辆货车，每天拉满满一车菜，到朝阳区左家庄的一个小区去卖。“生意火得一塌糊涂。每天早晚，我们的菜摊子前面永远整整齐齐排着四路纵队，全是来买菜的周边居民。”
在左家庄卖菜卖了一年，韦玉华感受最深的是北京人的情义。“那时候还是露天卖菜，看我们风吹日晒很辛苦，有好心居民冬天给我们送棉袄、送手套，夏天给我们送扇子、送饮料。送完了，还规规矩矩回到后面去排队，从不因为送了东西就插队。”
卖菜的营生干到2003年，韦玉华和新发地市场合作开了一家配送公司。那一年北京遭遇“非典”，蔬菜市场供应链出现了断裂。新发地蔬菜堆积如山，没人来批；超市货架上蔬菜紧缺，价格一路飙升。“一样的小油菜，新发地一辆三轮板车那么多的菜才卖10元，少说也得有200斤；超市里最贵的一斤卖到17元！”在“非典”疫情最厉害的那几个月，韦玉华带人开车直接把新发地市场的蔬菜运到小区卖，“来排队买菜的居民都戴着口罩，有的老人看见我们眼泪汪汪的，充满感激，那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在2003年的北京，市民买菜要么去农贸市场和早市，要么就得去超市，家门口可以买菜的网点非常少。受“非典”期间卖菜经历的启发，韦玉华忽然冒出一个想法：把菜店开到老百姓家门口，让新发地市场的平价蔬菜直接进社区。
于是，他给当时主管商业的市领导写了一封信，信里提出了这个建议。没想到，没过多久市领导就带着相关部门到新发地来调研了，“座谈有两小时46分钟。”也正因为这次调研，北京市在2004年的“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中，首次提出建设便民菜店。作为倡议者的韦玉华，在2004年、2005年两年时间里，共在朝阳、海淀、丰台开了19家便民菜店。
“可以说，北京‘菜篮子’的改革，也有我老韦的一份贡献。”说到这儿，韦玉华自豪地笑了。
其实，他的贡献可不止于此。2010年左右，北京开始出现“最后一公里”菜价问题——产地批发价每斤一元的蔬菜，经过层层流通环节，卖到居民手里可能就涨到三四元钱了。
又是韦玉华，第一个想到了“车载菜直销进社区”的销售模式，也就是将产地的蔬菜直接运到社区来卖，尽可能减少中间的流通环节。
第一辆“蔬菜直通车”在海淀静淑苑小区亮相，质优价廉的产地蔬菜受到居民欢迎。此后这一模式在北京城区迅速推广。到今年，仅百舸湾一家配送公司的车载蔬菜直销就已经覆盖到朝阳、海淀、西城、丰台、石景山的270多个小区。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老韦在北京的蔬菜供应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时针拨回到1988年正月。
那年26岁的韦玉华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安徽含山县来到了北京。面对偌大的城市，这位偷偷离家闯荡的农村青年又兴奋又茫然。因为害怕找不到工作，兜里仅剩的十多元钱怎么都舍不得花，攥在手心里被汗水浸湿。那时候的他绝不会想到，30年后的自己会在北京有这样一番事业。
回顾这段奋斗的历程，老韦说：“这一切，都要感谢改革，感谢这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