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和挑战当前，为更好地传播垃圾分类文明理念，号召越来越多市民参与其中，深圳市生活垃圾公众教育蒲公英计划昨日迎来首场大型公益宣传活动——深圳垃圾分类大讲堂。
万科创始人王石、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和深圳垃圾分类推广大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深圳市垃圾分类公益服务联盟成员、垃圾分类志愿讲师、物业代表、市民代表等500多人参加此次活动。活动上，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勤、肖幼美等14人被聘为第二批生活垃圾分类推广大使。
做好垃圾分类意义重大。作为全国首批8个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近年来，深圳坚持社会化和专业化“双轨战略”，以建设“三大体系”做好“两篇文章”为抓手，走出了一条具有深圳特色的垃圾分类创新之路。
狠抓“三大体系”
最大限度为末端焚烧与填埋“减负”
何为“三大体系”？一是健全完善八大类垃圾分流分类收运处理体系。为打通资源类垃圾回收渠道和机制，通过专业化分流处理手段最大限度为末端焚烧与填埋“减负”。
2015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建立起生活垃圾大分流处理体系。从垃圾中分流出大件垃圾、餐厨垃圾、有害垃圾、绿化垃圾、果蔬垃圾、废旧织物、年花年桔、玻金塑纸八大类，实施大分流处理。
二是建立垃圾分类宣传督导体系，包括宣传发动、资源回收日、蒲公英计划、公益组织参与等，引导带动全社会参与。其中，以“楼层撤桶＋定时定点督导”的侨香村模式是目前的重点。侨香村是较早开展垃圾分类的小区，2018年上半年开始进行新的尝试，通过建立集中的垃圾分类投放点，安排志愿者定时定点督导，小区居民的参与率和准确率持续提升，达到80%，目前该模式正在全市推广，被称为深圳住宅区生活垃圾分类2.0版本。
三是构建责任体系。近年来，深圳市垃圾分类一直围绕压实“六个责任”展开，包括物业管理方、集贸市场、餐饮企业、机关企事业责任，及区、街道、社区管理责任、垃圾分类第三方服务企业责任等。
做好“两篇文章”
算好减量账不断提高居民参与率
“三大体系”之外，深圳在探索垃圾分类模式、开展相关工作时，还充分算好“减量账”与参与账，力求做到分流分类垃圾应收尽收，同时，不断提高居民参与率。“参与率高了，分类分流量自然也会增加。”深圳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其看来，垃圾减量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源头减量，一个是减少最终进入末端处置设施的量。对此，深圳市城管局多措并举做好各类生活垃圾分流分类工作，在扩大八大分流分类收运覆盖范围时，提高回收处理量，以“减量”为重点扎实推进分类工作。据统计，2017年，深圳全市日均分流分类处理生活垃圾1985吨。
为充分发动市民参与，去年6月，深圳市城管局发布全国首个《家庭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引》，并同步开展了统一的垃圾分类设施进有物业管理小区、城中村工作。截至去年10月底，全市有物业管理的住宅区（城中村）合计3478个，已全部完成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置。
在全市倡导开展“光盘行动”，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积极践行垃圾分类减量，实行绿色低碳办公。持续开展“资源回收日”活动7万余场，有效引导市民践行生活垃圾分类。组织编印中小学和幼儿园垃圾分类知识读本，在校园开展垃圾分类实践活动，通过从娃娃抓起，以学生带动家庭，以家庭带动社会。
今年，深圳市城管局还在全市每个街道各选取2个实施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创建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优秀小区，规范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配备和管理，广泛宣传发动引导居民参与，开展执法检查强化强制保障，落实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责任，提高居民的参与率和投放正确率，努力打造一批生活垃圾分类优秀小区。
嘉宾观点
王石：
台湾是深圳学习垃圾分类的好榜样
2015年，王石获聘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推广大使，王石称“至今仍为推广大使这个称号感到光荣”。
“曾经有一篇文章称拿着保温杯的中年人‘油腻’，那我就告诉你，从环保角度讲，拿保温杯是对的，今天在这里，我要为我们的保温杯正正名。”现场，王石以多个幽默小故事讲述了自己和万科的垃圾分类历程，并分享了瑞典、丹麦、德国、日本、台湾等地的垃圾分类经验和自身看法。
垃圾分类模式那么多，到底哪个才适合我们？在王石看来，很多欧美国家虽然分类效果好，但高科技、高成本的模式在人口众多还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基本走不通。“例如瑞典，在居民小区就建有垃圾焚烧厂，进而发电、供热，效果好，但成本非常高。”
王石认为台湾是深圳学习垃圾分类的一个好榜样。在他看来，台湾在没有新增一座垃圾焚烧场的情况下，把现有的垃圾分类做到了极致。王石认为台湾在垃圾分类方面最值得借鉴的一点就是，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他们通过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再生利用，不仅实现了垃圾减量，还解决了一大部分环保宣传费用。”
此外，王石还强调垃圾分类要从娃娃抓起，并注重示范引导。
刘建国：
期待深圳垃圾分类树立样板
“期待深圳为我国垃圾分类树立样板。”活动中，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建国专门赶来深圳，为垃圾分类“把脉问诊”。
刘建国认为，对公众个人来讲，垃圾分类是“知易行难”，所以推广分类首先要强化公民的社会责任感。他指出，在政府普及分类意识中有不少误区，舆论引导时说“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这样会让公众产生疑惑，是资源为什么还要收费呢？所以在舆论引导时，要强调垃圾的首要属性是“污染源”，这样才能强化分类是责任的公众意识。
在推广策略上，刘建国点出了几个问题，推广垃圾分类初期，许多地方为提高公众参与度，推出“分类换积分”等做法，但这种“给公众糖吃”的做法，成本高昂不说，公众参与热度也很难维持。有的则用市场化方案，把分类工作交给第三方公司，企业推行往往遇到很多难处，最后落得“一地鸡毛”。
刘建国认为，政府要避免急功近利的做法，尊重客观规律。在起步阶段，完善后端分类处理设施，这样才能避免分类投放变成“作秀”，发展阶段提高前端的垃圾投放准确率，让处理设施发挥效益，最终达到前后端通畅衔接的成熟阶段。
在管理策略上，刘建国建议，需要实施多管齐下、软硬兼施的推广策略，将垃圾分类作为社会治理的系统工程，建立设施、文化、制度、法制四个方面的管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