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生（戏剧编导、制作人）
戏曲作为一门历史悠久、形态多样的传统艺术，其观众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审美诉求与形态也具有复杂性。加之笔者最近阅读《白先勇说昆曲》一书，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思考。
白先勇近年来致力于推动昆曲的传播推广，让人们看到了一个钟情于古典艺术学者的文化担当，也让更多人领略到了昆曲这一门古老的戏曲艺术的魅力。白先勇高度推崇昆曲，认为“昆曲无他，得一‘美’字：唱腔美、身段美、辞藻美，集音乐、舞蹈及文学之美于一身，经过400多年千锤百炼，炉火纯青，早已达到化境，成为中国表演艺术中最精致、最完美的一种形式。”在白先勇看来，昆曲是中国最精美、最雅致的传统戏剧艺术，但它又不仅仅是曲高和寡，也有很通俗的一面，“它很复杂、很丰富”；因此“昆曲的文学性极高，欣赏的层面主要是知识分子，我认为在大专院校培养观众是很要紧的，是重要的一部分”；同时“我们还是有个很大很大的误解，昆曲到今天之所以推展不开，就是这个问题，认为昆曲是曲高和寡，只是给少数知识分子看的，一般人看不懂，其实大谬不然。”
在白先勇先生的观点里，就点出了戏曲形态的多面性、观众群体的复杂性。一般认为昆曲是“雅”的代表，是文人戏曲的代表。但昆曲并非天生的“阳春白雪”，据祝允明《猥谈》记载：“数十年来，所谓南戏盛行，更为无端，于是声乐大乱……今遍满四方，辗转改益……愚人蠢工，徇意变更，忘名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之类。”宋元南戏在民间流传，产生了余姚、海盐、弋阳、昆山等腔调，昆山腔只是当时的“土腔”之一。明代中后期，昆山腔被文人选择，走上了雅化的道路，但作为一门舞台表演艺术，昆曲也有着生活化、通俗化的一面，昆曲也并非只有文人雅士可以欣赏，明清时期的中秋这一天，苏州城万民齐动，文人雅士、专业艺人、百姓群众等等齐聚虎丘山吟唱昆曲——这是一场全民性的戏曲盛会，是全民共赏的“不可思议的社会性痴迷”（余秋雨语）的写照。
戏曲史上我们还常拿弋阳腔与昆曲比较，一般认为弋阳腔是民间戏曲的代表，是通俗的。然而弋阳腔的观众群体、审美形态也并不简单。弋阳腔虽未经文人之手“彻底改造”，一直在民间流传，但其中进入北京的弋腔得到了王宫贵胄和坊间百姓等各个社会阶层的参与与喜爱，在宫廷、王府和民间都大行其道，北京的弋阳腔与其他地区不一样、宫廷王府的弋阳腔与坊间流传也不一样，此时的弋阳腔呈现出雅中有俗、俗中有雅、雅俗融合的复杂多面的审美特征。
可以说，剧种发展变迁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戏曲理论家刘祯先生在《略论中国戏曲雅俗审美思潮之变迁》一文中，将戏曲雅俗审美思潮概括为五个阶段：俗之滥觞（南戏）、雅俗共赏（杂剧）、雅化之风（昆曲）、俗中含雅（京剧）、雅化与精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戏曲），同时也说明“这是‘思潮’性的、整体性的，也是粗线条的，具体情况则更为丰富和复杂”。细细想来，无论是昆曲、弋阳腔，还是京剧、越剧、黄梅戏等等，一个剧种的审美形态或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空间、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发生了各种变迁与位移，不同趣味、不同诉求的杂糅呈现出审美的多面性、复杂性、丰富性。
在承认不同剧种基本文化特征、艺术特点的前提下，我们要认识到这种多面性、复杂性、丰富性。特别是在社会群体、组织、文化发生急剧变化的今天，我们要看到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差别，不能把某个剧种局限于某一固定群体，也不应只满足于某一群体的欣赏。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王奉梅在与白先勇的访谈中说道：“戏曲并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观众人数急遽地减少，是我们最大的担忧之一”，我想在尊重基本规律的前提下，顺应时代之变，在更大范围中去争取观众，是冲破这种担忧的办法。
·【编辑：张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