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农业农村部有关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去年8月份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生猪和能繁母猪的存栏同比降幅逐月扩大。他引用专家的判断警告，下半年猪肉价格同比涨幅可能超过70%，创历史新高。
这番话可能意在鼓励企业或农民扩大养殖规模，因为“养猪的盈利水平将持续向好”。但是，猪肉价格70%涨幅的判断在金融与资本市场引起反应，进一步推高中国和全球猪肉生产商的股价。大量资本已经在现货、期货、股市等布局“猪通胀”概念，债券投资者则担心通胀将左右货币政策与收益率。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猪肉产量1463万吨，下降5.2%。农业农村部对400个县定点监测，3月份生猪存栏环比下降1.2%，同比下降18.8%。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2.3%，同比下降21.0%，同比降幅达到了近10年来最大值。显然，中国猪肉供给正在减少，这也推动了美国猪肉期货价格的上涨。自3月以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美国瘦肉猪期货价格已上涨了59%，带有比较强的投机性。
应当说，中国猪肉有潜在的供给冲击，而非需求增长带动猪肉价格增长。事实上，经过3月的上涨之后，近期已经平稳甚至有所下跌。一般而言，只有需求膨胀才会引起通胀，目前仅仅因为猪肉这单一产品供给可能产生缺口而判定通胀，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中国猪肉需求在2014年达到顶峰时期的5719万吨后，就呈现出持续下跌的趋势。而在2014年之前，猪肉需求每年的平均增长可达到5.7%。2018年，中国猪肉消费量为5595万吨，远低于2014年，较2017年5611万吨，同比下降0.3%。猪肉产量2018年较2014年则减少了3.63%。
在过去数年，中国猪肉价格始终在低位徘徊。2011年至2014年间的供过于求，猪肉产量也在过去两年连续下跌。2014年后需求又开始持续下跌。2016年开始大型养殖企业产能扩张，增强了供给能力，猪肉价格出现跳水。2018年，环保整改导致部分养殖企业大量生猪非正常出栏，继续冲击市场。
中国猪肉消费持续下降有多种原因。其一，人们开始追求健康饮食，城市化发展带来饮食多元化，猪肉在饮食中的比重大幅下降，而在肉类当中，牛肉、羊肉、禽肉都出现了持续增长，唯独猪肉在下降。其次。2015年农业部发布的《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15-2024）》认为，家庭中60岁以上老人的比例每增加1%，将导致家庭人均肉类消费减少0.5%。猪肉消费量减少与中国老龄化进程有相关性。其三，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工是猪肉消费的变量，从2015年开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以前长期两位数陡降到一位数，并持续走低。与此同时，2017、2018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已经连续两年负增长。
目前看，这几个导致猪肉消费下降的因素还继续存在，再加上猪瘟因素，也导致大量消费者主动减少猪肉消费。因此，供给减少的同时需求也在萎缩，可以减少潜在的供给缺口。事实上，消费者早就饮食升级越来越多地转向牛肉、鱼类等商品，尤其是新零售大幅扩张就是以提供生鲜高档食品为主要特点。
中国也可以扩大肉类进口的规模。中国肉类价格相比国际市场较高，价格倒挂刺激了一些走私活动，尤其是从东南亚进口冷冻牛肉、猪肉等。中国应该开放更多口岸，增加更多进口配额，完全可以缓解中国猪肉潜在供给缺口带来的风险。事实上，去年中国进口猪肉数量持续下降，为119.28万吨，同比下降1.97%。
因此，当前不宜夸大中国猪肉短缺风险，可以扩大进口各种肉类，而养猪产业的规模化程度大幅提升后，增加供给的能力也大大增强，在猪肉消费平稳，且有所下降的条件下，很难出现大规模的短缺现象。当然，猪肉价格适当上涨是有利的，因为过去多年，中国猪肉价格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始终在低位徘徊。
当前，在流动性充裕的环境里，资本的投机性增强，只是等待在某些领域引爆的引信。原本可以通过扩大进口，鼓励补栏增养等多方面努力平稳市场，如果过度预测和判断猪肉供给短缺或者价格过高涨幅，则会助长资本的投机活动，在实体经济不振的前提下甚至会蔓延到其他商品，从而对货币政策与生产活动构成威胁。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猪肉供给潜在短缺风险，需提高平稳市场的能力，防止价格上涨过快引起市场效应。中国有足够时间做好准备，也有能力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