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上调的汽油和柴油价格又一次绷紧了敏感的价格神经。由于当前社会各方面对通胀预期较强，人们普遍关心的是，这次成品油价格调整是否会推升价格总水平？
但是，还有一个同样值得关注的问题被忽视了，除了通胀，高油价还提出了一个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快速上升的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威胁，2009年我国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比上年提高了2.5个百分点，已经达到了53%，这也是历史新高，如果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过快上涨，超过警戒线，其后果就不仅是通货膨胀了，而是将直接威胁中国的能源安全。本报记者就此电话专访了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
增强石油依存度过高的危机意识
林伯强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已经迈进了高油价时代。如果国际油价今年涨到100美元，那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记者也注意到，国际投行巴克莱资本在4月13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预测，国际油价将再次反弹，预计未来几个交易时段内，油价将逼近89.87美元至90美元区域，且可能上探92.25美元至94美元。
林伯强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国际油价很可能会呈现出阶梯式上涨的态势，即85美元的价位维持一段时间，然后再上升到90美元，以5美元为一个台阶不断攀升。
“目前来看，全球的石油供需格局没有明显改变。”林伯强表示，需求方面，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需求该增长的还在增长，而发达国家的需求虽然受到了抑制，但也没有明显下降；供给方面，全球石油产能最近几年也并没有得到扩大，而最近则由于金融危机，石油投资有所下降。
国际油价重返高位对全球经济而言肯定是一个打击。但林伯强强调，我们尤其需要警惕的是，2009年我国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比上年提高了2.5个百分点，已经达到了53%，这也是历史新高，这就意味着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变化对国内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
林伯强说：“美国对外依存目前大约为62%，如果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每年增长2%，那么到2015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超过美国，接近65%，这是非常危险的。长期对中国而言，石油对外依存度最好控制在50%左右，而62%可能是一条警戒线，同样是石油消费大国，中国目前还不具备美国保障石油安全的能力。我们现在就应当尽量提高效率，寻找石油替代，因为石油走出去只能是一个补充”。
2008年国际油价从80美元上涨到140美元也没有用很多时间。林伯强认为，面对高油价，中国必须增强对石油依存度的危机意识，并采取积极行动，有效减缓对外依存度的快速增长。
经济转型不能指望速成
减少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首先就涉及经济转型问题。如今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必要性已经在全社会形成共识。但林伯强指出，人们往往将经济转型简单理解为调整经济（产业）结构，对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一个节能减排的基本手段，寄予很大的期望，现在几乎中国所有的战略规划都会提出调整经济结构。从理论上讲，调整经济结构对于降低GDP能耗的作用是无需争议的。比如，减少高耗能产业，就可以降低GDP能耗。但是，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的经济结构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高度相关。对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强调经济结构调整，必须科学有序，不能期望一刀切，更不能幻想立竿见影，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一国经济结构应当符合本国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发展阶段性和规律性。目前中国处于高耗能阶段，高耗能工业结构是一个典型特征。如果把降低单位GDP能耗完全寄望于调整高耗能工业结构也是不现实的。比如说，发展低耗能产业，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服务行业，这与中国经济增长应从投资推动型增长模式向消费驱动型转变的呼声一致。但是，事实上近年来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例没有明显增加。这也说明调整增长结构是一个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过程，也是一个整体联动的过程。
第二个方面，在经济贸易全球化导致的全球经济分工中，中国目前的定位很明确。“中国制造”标记无所不在，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象征。但是，短期内迅速改变中国的低端、高耗能的产品出口可能性不大，中国当前的就业形势也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可以通过努力逐步减少能源消耗，而且国际贸易分工重新调整也需要一个过程。
节能措施最实惠，另辟“油径”是根本
林伯强认为，长期而言，改变产业结构，做大第三产业无疑是降低整体能源消费的关键，但也不可能是立竿见影的事情。或者换句话说，现阶段要强行快速改变产业结构，政府得付出更多的努力，经济得承担更大的牺牲。所以，不能把节能减排太大的希望寄托在短期经济结构调整上。这并不是说不需要从现在开始就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而是说只有认识了阶段性增长的特征，才会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转变结构的难度过程和需要付出的努力。
此外，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约束除了能源稀缺，环境保护，能源安全石油对外依存，还必须应对低碳发展所带来的能源成本。林伯强认为，能源成本是中国现阶段发展清洁能源的一个关键障碍。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廉价能源为支撑，减轻社会负担也需要廉价能源。煤炭最便宜，同时它的二氧化碳排放也最多。以煤为主是中国能源和电力结构的主要特征，煤炭的资源和价格优势使其成为首选。无论如何具有争议，便宜煤就有便宜的电价，有竞争力就能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电价不要涨得太快就有利于社会稳定。
总结国际经验可以看出，快速增长的经济常常是比较粗放的。但是，林伯强说，如果辩证地看，中国现阶段粗放的经济也说明了节能的空间比较大；另一方面，经济快速增长也要求能源成本不能短期内大幅度增加，而如果不切实际地大规模发展清洁能源，将大规模提高能源成本，现实中我们也看到了政府调高电价的难度，所以，相比之下，采取节能措施则比较便宜可行。
中国目前人均石油消费水平还很低，2008年中国人均年石油消费为283公斤，世界人均为587公斤，美国则达2.91吨，日本也有1.74吨。这种现实也决定了石油需求仍然处于高速增长阶段，2009年中国石油消费接近4.1亿吨，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中国2010年仅汽车将消耗石油1.38亿吨，2020年将达2.56亿吨，约占石油总消耗量43％和67％。但是，2009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接近52%，如果按照目前的需求增长速度，估计2015年石油依存度可能达到65%，超过目前美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
但由于国内石油产能的限制，中国的石油进口依存只能是越来越高，而且升高的速度很快，直接威胁中国能源安全。林伯强认为，如果无法有效抑制石油需求，就必须寻找石油替代，石油企业“走出去”寻找资源也只能是一个补充。但是，石油替代（如电动汽车）的确提供了通过能源结构改变，减少石油消耗的机会。但这仍然需要一个相当的过程，不可能短期内大规模实现替代，但是，寻找石油替代刻不容缓，现在就应该开始战略和规划，并且尽快实施。
节能与石油替代相辅相成
面对油价高，林伯强认为，中国现阶段经济转型的低碳战略应该是：节能为主，发展清洁能源为辅，积极寻找石油替代。而未来，中国的石油战略必须以节流为主，开源为辅，同时积极寻找石油替代，比如逐步发展电动汽车、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
对于中国“十二五”的低碳经济转型，林伯强认为，可以理解为在节能和发展清洁能源的过程中促使经济结构有所改变，有意识地进行石油替代。既要认识到目前的经济增长结构和能源消费是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和过程的必然，能源需求仍将快速增长，也要认识到与能源相关的环境问题迫使我们不得不开始通过改革和调整来尽量节能和减排。因此，“十二五”应当说是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低碳的经济发展既是目前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增长的约束。
林伯强说，一个国家的能源战略规划至关重要，科学有效的能源规划必须充分考虑阶段性经济增长的特征。以日本为例，在石油危机的刺激下,日本喊出了“技术立国”的口号,并着力打造“节能列岛”,降低石油使用量。日本政府在制定了《节能法》后,曾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宣传,各级政府也将节能指标分解成具体措施,广泛推行,并随时反馈落实情况。其次是努力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日本的《节能法》明确规定每年消费能源换算成石油超过一定数量的企业、法人,必须定期报告能源使用情况,并敦促企业每年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然后是调整产业结构,压缩“厚重长大”产业,增加知识密集型产业投资。从1979年至1989年间,日本石油使用量下降了14%,而同一时期GDP却上升了27%。此后,日本一直保持石油消耗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的发展模式。
在国际油价再次高涨的时期，推进国内结构调整仍然是应对高油价最有效的方式。而要推进结构调整，必须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使各界对政策改革有一个明确的预期，并据此逐步调整投资经营决策和消费行为。只要微观的个体（企业和消费者）对未来的政策调整有了明确预期，结构调整的进程就将会明显加快，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应对高油价的能力也会明显提高。
同时，林伯强指出，着眼于中长期发展需要，适时对兼具规模性和清洁性特征的石油替代产品发展给予重点支持，对于减缓石油消费对外依存的过快增长，也是有效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