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仲颖
中国能源是否能够实现转型，把高碳结构的能源系统转向清洁低碳的能源系统，主要看我们如何贯彻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和执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措施。目前看，减少化石能源、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大势所趋。
体型太胖转身太难
能源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形成了今天庞大的体型，能源转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今天减煤，明天就不需要煤炭了。能源转型与经济转型紧密契合，能源转型成功的标志就是我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那天。我们说转身难，因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从企业的角度，更注重的是眼前的利益问题，即今年和明年的盈利问题，而不是三十年后的问题；政府会重视长远发展问题，但更要解决眼前的供需不平衡问题。所以，两方面都会因为眼前的利益和困局，维持甚至扩大化石能源产能的规模，今年，我们煤炭的消费量同去年相比会有较大幅度上升，需要引起警惕。
能源转型，首先就是要减少煤炭的消费量。每个人、每个企业站在不同的角度、立场去分析，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从生态环境角度看，地球只有一个，我们无法继续承受煤炭对环境的损害；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什么能源便宜就用什么能源，如果煤炭的价格高效益好就要多产煤；从国家的层面、社会的角度看，基于现实的生态环境状况，再多消费一吨煤炭都会对环境产生进一步的危害，维持目前的能源结构到2050年，美丽中国难以实现。我们知道，改革开放40年来，煤炭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下一步煤炭产业到底应该怎么去发展，怎么去转型，还是一个难题，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能源转型再难也得转，先看气侯变化与生态环境。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今年夏天不仅仅中国出奇的热，在赤道以北，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一个地方不炎热的，春夏难分了，与此同时，干旱、洪水等极端灾害天气频发，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化石能源消费是引起气侯变化的主要原因，从发展的曲线或趋势来看，化石能源消费量、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恶化，三者的趋势是高度的啮合。
再看碳排放。自2007年起，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世界资源研究所曾经绘制了两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图，在1850年全球各国二氧化碳排放图上，在160个国家中最显眼的是英国，因为英国依靠煤炭历经近20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过程；在2011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图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原因和160多年前的英国一样，都是煤炭的大量使用所致。
所以，从能源转型和调整能源结构的角度，我国的煤炭消费量不能再增加了。我们用数据来说话，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是5.7亿吨标煤，其中煤炭消费量是6.18亿吨，占比达70.7%。到了2017年底，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已经达到44.9亿吨标煤，煤炭消费量达到38.6亿吨，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8倍多，煤炭增长了近7倍。按1990年我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推算，1978年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就在10亿吨左右，但是今天，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可能已经达到100亿吨。在我们国家，气候变化、生态环境、能源转型是同根同源的问题。
按照十九大的战略部署，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再分两个阶段：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做过对比分析，比较对象是OECD成员国2010、2011和2012三年的平均水平，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将显著增加对能源的需求。但是，如果继续沿用当前的能源发展方式，难以支撑经济转型发展的要求。中国能源转型的难点和现实问题，实际上就是一句话，我们现在体型太胖，转身太困难，再加上各种利益集团制约，国有企业改革、各行业体制改革相互纠葛在一起，挑战确实很大。毕竟，在进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每一项改革都会触动某一个利益集团的奶酪，由于存在各种利益集团的制约，以及国际市场的影响，改革阻碍非常大，还会有一个上下波动，如果克服不了这个羁绊，推进能源转型就会很困难。
让脆弱三角变稳定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这是一个转型优化、提质增效的时期。为此，我们尤其需要厘清能源转型的内涵是什么。
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已在两次重大会议上指出要调整能源结构：第一次是在中央财经委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调整能源结构；第二次是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大会上提出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可见党中央对我国能源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度重视。关键是我们执行层面应该怎么做？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重要任务之一。实际上，在能源领域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为重要。我们还是用数据来说话：中国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以来，截止到2017年底，39年中，能源领域里唯一没有什么变化的是中国的高碳能源结构，煤炭占比始终在60%以上，高的时候达到了77%，经济发展到今天，中国的生态环境也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时刻。
从历史演进来看，变化才是永恒的规律。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能源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在发生变化，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能源总量供给不足进而制约经济发展的矛盾，转化为现在高碳能源结构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不改变目前的现状，还沿袭此前的道路发展下去，化石能源使用越多，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情景就会越严重。能源本来是支撑经济发展的血液，现在不仅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会造成社会的倒退。有国外专家指出，化石能源消费为主要原因引起的气候变化和极端灾害天气，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已占到全球GDP总量的20%。
调整能源结构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可以做一个比喻，现在的能源系统、经济系统、生态系统，形成的是一种脆弱的三角关系，是一个倒立的、倾斜的三角形，最下面的角就是现在的能源系统，它来支撑着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转型后的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应该把这个三角形倒过来，把这个脆弱的三角形变成稳定的三角形，下面两角支撑上面一角，下面两角分别是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系统和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紧密啮合的两角，共同支撑生态文明社会。如何实现这种啮合，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调整能源结构是唯一的出路。从转型路径来看，首先是减少煤炭的消费量，其次是减油，最终还要减气，一句话就是减少化石能源、增加可再生能源。不仅仅是总量要减，而且结构中的比例也要减，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时间也是非常紧迫，到本世纪中叶，留给我们的时间也就是32年了。
能源转型的量化目标是什么？还是用OECD国家做对比，主要是看他们能源与经济关系的学习曲线。基本情况是，人口12.41亿，以2010、2011和2012年三年的一次能源消费量的平均数为参考，三年的平均人均GDP为30770美元（2005），一次能源消费量76亿吨标准煤，人均6.12吨标准煤，每千美元消耗0.21吨标准煤。
再看我们国家的情况，到本世纪中叶，我国人口14亿，人均GDP达到4万美元（2017美元），考虑技术进步，能效的提高，能源结构与OECD相仿（30%煤炭，30%石油，20%天然气，20%非化石能源），我们需要70亿吨标准煤，人均5吨标准煤，每千美元消耗0.17吨标准煤。如果考虑到2050年，把非化石能源的比例提高到30%，那么一次能源消费量也要达到65亿吨标准煤。化石能源的消费量要达到45.5亿吨标准煤。我们2017年的能源消费量是44.9亿吨标准煤，其中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为38.7亿吨标准煤。目前的生态环境大家有目共睹，如果未来再增加近10亿吨化石能源消费量，我们的生态环境将进一步恶化。这就表明，即使我们走优化后的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也是行不通的。
调整能源结构到底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实际上，2050年只需要35亿吨标准煤（一次能源）就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其中，非化石能源占比三分之二，可以高效的转化32亿吨标准煤的终端能源（与65亿吨标准煤转化的终端能源是一样的），这也将为全球的环境改善做出我们巨大的贡献。
因此，我们对中国能源转型要有信心，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的五大发展理念和战略部署，真正做到让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中国的能源转型就一定会成功。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文章来源于《能源评论》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