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人民币交易与研究”，作者“tree new bee ”。
央行7月4日发布的《2017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是每年全面评估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状况的权威报告，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央行副行长范一飞、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证监会副主席姜洋、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已担当了多年的报告指导小组成员。
在报告中，有几个点值得重视：
银行表外业务方面，重大案件时有发生，案发领域从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向同业、表外业务等领域蔓延;比特币等特定虚拟商品吸引投资者跟风炒作也存一定风险；
央行由于具备专业知识、采取政策措施的内在动力和独立性，在宏观审慎政策制定中扮演重要角色。
银行表外业务近254万亿 ― 存风险隐患
截至2016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外业务余额为253.52万亿元，其表外资产规模相当于银行业表内总资产规模109.16%，比上年末提高12.04个百分点。
253.5万亿的表外业务中，担保类19.03万亿元，承诺类16.08万亿元，金融资产服务类164.63万元。按银行业协会最新数据，银行业托管资产达121.92万亿元，这可能占到了央行所统计的金融资产服务类的大头。
《报告》展望，将创新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工具，扩大转股型二级资本债发行规模。
较2016年《报告》，2017年的《报告》指出了该领域风险的新特点：养老机构、消费返利、地方交易场所等领域涉嫌非法集资问题逐步显现，比特币等特定虚拟商品吸引投资者跟风炒作也存在一定风险。
央行强调其应负责中国的宏观审慎管理职能，并阐述了三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组织结构模式，由此可一览金融体制改革未来方向。
这三种结构模式来自在中国央行要求下，由IMF、FSB和BIS联合撰写的报告《有效宏观审慎政策要素：国际经验与教训》。
一是将宏观审慎职责赋予中央银行，由央行董事会或行长作出决策。如果监管机构独立于央行之外，则需要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加上财政部)。
二是将宏观审慎职责赋予央行内设的专门委员会。这一做法有利于防范央行的双重职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间的潜在冲突，同时也可以允许微观审慎监管部门的代表及外部专家参与政策制定。
三是将宏观审慎职责赋予一个独立于央行之外的跨部门委员会，通过政策协调、信息共享、共同研究系统性风险的方式来制定和实施宏观审慎政策。
有心人会发现，这三种结构，正是从2015年下半年到2017年上半年整整两年内，讨论过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可能方案。
今年3月10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全国“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谈及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时表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两年多以前已经初步设立了一个机制，叫做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下一步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在初步达成一致后，有可能提高到更有效的层次。
资管规模约60万亿 监管立六大原则
专门用一个专题梳理了资管行业的业务类型、主要模式、五大问题和六大监管方向。
截至2016年末，银行表内、表外理财产品资金余额分别为5.9万亿元、23.1万亿元;信托公司受托管理的资金信托余额为17.5万亿元;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及其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计划的规模分别为9.2万亿元、10.2万亿元、17.6万亿元、16.9万亿元、1.7万亿元。剔除交叉持有的因素后，各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约60多万亿元。
这意味着，通道类业务约占整个资管行业的42%。此前市场一般估算通道类规模在30%左右，有所低估。
资管业务的五大问题为：资金池操作存在流动性风险隐患、产品多层嵌套导致风险传递、影子银行面临监管不足、刚性兑付使风险仍停留在金融体系、部分非金融机构无序开展资产管理业务。
对于这些问题，要从统一同类产品的监管差异入手，建立有效的资产管理业务监管制度。
主要原则包括：分类统一标准规制，逐步消除套利空间;引导资产管理业务回归本源，有序打破刚性兑付;加强流动性风险管控，控制杠杆水平;消除多层嵌套，抑制通道业务;加强“非标”业务管理，防范影子银行风险;建立综合统计制度，为穿透式监管提供根本基础。
目前，由央行牵头的资管监管办法仍未出台，而相对成熟的银行理财监管办法也因此难以出台。《报告》所论述的资管现状及监管原则，应是各监管机构的共识，也是未来资管办法的主要框架。（编辑：姜禹）
